又有一次，我正在家里看书，忽然随着极其激烈的敲门声，闯来了几个青年学生，声称是来“破四旧”的。什么叫“四旧”呢？我说不清楚。要考证也没有时间。只好由这一群红卫兵裁决。我的桌上，墙上，床上摆着或挂着许多小摆设，琳琅满目。这些就成了他们破的主要对象。他们说什么是四旧，我就拿掉或者砸掉。我敬谨遵命，心里连半反抗的意思都没有。因为经典的说法是，他们代表了革命的大方向。在半小时以内，我“破”了不少我心的东西。我回忆最清楚的是一个我从无锡带回来的惠山泥人大阿福，是一个胖胖的满面笑的孩，非常逗人喜。他们不知怎样灵机一动，发现我挂在墙上的领袖像上没有灰尘，说我是刚挂上的，痛斥我敬神不虔诚。事实上，确实是我刚挂上的；但我敬谨对曰：“正是由于我敬神虔诚，‘时时勤拂拭’，所以才没有灰尘。”革命小将的虔诚和细心，我不由得由衷地敬佩。但是，我在当时虔诚达到峰的时期，心里就有一个叛逆的想法：要想破四旧，地球上最旧的东西无疑是地球本，被破的对象地球应当首当其冲。顺理成章地讲，为什么不先把地球破掉呢？从那以后，我陆陆续续地听到了许多关于全国破四旧的消息。一位教授告诉我，他藏有一幅齐白石的画，一幅王雪涛的画，都被当四旧破掉了。这只是戋戋小者。全国究竟破掉了多少国宝，恐怕永远无法统计了。如果当时全国真正完完全全贯彻破四旧的方针的话，我们祖国的宝贵文岂不一扫而光了吗？即使我们今天想发扬，还留下什么东西值得发扬的呢？我真是不寒而栗。

正副上帝分工还有一个掌帽的上帝吗？

我还是回来谈帽的问题，这是我念念不忘、念念难忘的一件事。革命群众或者上什么人究竟要给我哪一帽？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一个问题。随着革命的前，我渐渐觉到，他们大概给我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一帽。我上面已经说过，我自己想的也正是这样一帽。双方不谋而合，快何如之！字面来讲，这是敌我矛盾。但是，上又说，敌我矛盾也可以人民内矛盾来理。我大概就属于这个范畴吧。

在革命群众中，我不知自己的地位如何。反正还没有人公开训斥我，更不用说动手打我。我这个系主任还没有明令免职，可是印把却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从我手中掉了。也有几次小小的突然袭击，让我忙上一阵，张一阵。比如，有一天我到外文楼去，在布告栏里贴着一张告示：“勒令季羡林人民币三千元！”我的姓名前面没有任何字，既无“走资派”也没有“反动学术权威”“秃无字并肩王”我觉得颇为失望。但是，既有成命，当然要诚惶诚恐地加以执行。于是立即取三千元，送到学生宿舍指定的房间。我满脸堆笑，把钱呈上。几个学生脸上都有怪相，不动不笑，令我骨悚然。但是，完全乎我的意料，他们拒绝接受“你拿回去吧！”他们说。我当然敬谨遵命了。

革命群众没有把我忘掉，时不时地还找我开个批判会什么的—要注意，是批判会，而不是批斗会；一字之别，差以千里—，主要批判我的智育第一，业务至上，他们这个叫“修正主义”多么奇妙的联系啊！据说我在《满燕园》中所宣扬的也是修正主义。连东语系也受到了我的牵连。据说东语系最突的问题就是智育第一，业务至上。对于这一，我心悦诚服地接受。如果这就是修正主义的话，我乐于接受修正主义这一颇为吓人的帽。解放后历届政治运动，只要我自己检查或者代表东语系检查能够检查这一，检查到自己智育第一，业务至上的修正主义思想，必然能顺利过关。“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但我是一个“死不改悔”者。检查完了，关一过，我仍然照旧搞我的修正主义。到了今天，回首前尘，我恍然若有所悟。如果我在过去四十年中没有搞这样的修正主义的话，我今天恐怕是一事无成，那七八百万字的著译也决不会现。我真要谢自己那一死不改悔的劲了。不怎样，给我上与业务挂帅有一些联系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而又当人民内矛盾来理，我真是十分满意。虽然我自己也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境也并非就是完全妙，自己还是像一只空中的飞鸟，有网罗，人人可以用鸟枪打，用石砸；但是毕竟还有不打不砸的时候，我乐得先快活一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