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吃一惊，这真是闻所未闻。我自己心里估量：我也会碰到上的。我上病不少，小辫也有的是。有人来抓，并不困难。但是，我自信，我从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也没有加任何反动组织“反革命”这一帽无论如何也是扣不到我上来的。心里乐滋滋的，没有再想下去。岂知陈的话真是经验之谈，是从无数事实中提炼来的真理。过了没有多久，我自己一来反对北大那一位“老佛爷”就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我曾胡诌了两句诗：“廿年一觉燕园梦，赢得反党反社名。”这是后话，这里就先不谈了。

“不留痕迹。”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我仍然读姚文元的文章。姚文元在这篇文章中使用的文周纳的逻辑，扑风捉影莫须有的推理，给以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给人罗织罪名，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样板。这一荒谬绝的东西是否就是姚文元个人的发明创造，我看未必。他可能也是从来很大的人那里剽窃来的。无论如何，这一歪风影响之恶劣，毒之远，实在是罄竹难“数”它把青年一代的逻辑思维完全搞混了。风所及，至今未息。

“不是，我们这一行的知其中的利害。一个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碰到上。一碰上，你就吃不了的兜着走。”

“你为什么要烧掉呢？”

人的贫农兼烈属的弟，已经溜到欧洲一个小国当洋去了。时间是毫不留情的，它真使人在自己制造的镜里照见自己的真相！

还有一件小事，我必须在这里讲一讲。我们在南村的社教工作队，不是来自一个单位。除了北大以外，还有人来自中央广播电台，来自警察总队等单位。据上面的规定，我们一律便衣，不对人讲自己的单位。内情况只有我们自己明白。我们这一伙来自四面八方的杂牌军队，尽过去并不认识；但是萍相逢，大家都能够团结协作，情异常洽。公安总队来了一位姓陈的同志，他是老公安，年纪还不大，但已有十年的党龄。他有丰富的公安经验，人也非常随和。我们相得非常好，几乎是无话不谈。但是，有一件小事却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收到无论什么信，看完之后，总是以火焚之。这同我的习惯正相反。我有一个好坏难明的习惯：我不但保留了所有的来信，而且连一张小小的收条等等微末不足的东西，都心保留起来。我这个习惯的心理基础是什么呢？我说不清楚，从来也没有去研究过。看了陈的行径，我自然大惑不解。特别是过旧历年的时候，公安总队给他寄来了一张铅印的贺年卡片。这本是官样文章，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但是陈连这样一张贺年卡片也不放过，而且一定要用火烧掉，不是撕掉。我实在沉不住气了，便开始了这样的谈话：

“不行！仍然可能留下痕迹。”

“你过分小心了。”

“撕掉丢在茅坑里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