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初的一天晚上，刘先生反剪双手在我母亲住的那条堂里踱步。一辆军用吉普车开堂。堂两边每个窗都开了条，看那辆解放军的车里钻始终讨他们喜的少女。少女虽然讲话带江北音，但气韵却是寄宿女校好学生的。她似乎张张便会来一句英文或法文。他们中有很少的人知她叫什么名字。他们从她房东的老妈那里听到她的名字叫恬菁，姓殷。起初他们不清是哪个“恬”哪个“菁”但几次有人见她从自己亭间伸一竹竿。搭在上面的总是一件白布围单，腰间打褶，肩上背两带荷叶边背带那洋娃娃穿的围单。她的前绣了个红十宇和蓝的姓名“殷恬菁”蓝名字招展在早晨太光里，楼下的人也看得清楚。跟白围单晾在一竹竿上有一个罩，一白小帽，一双白帆布鞋，一双白细纱长筒袜。所有件都像殷恬菁这个蓝名字似的，素素的很卫生。解放军吉普车如同解放这条小堂一样，轰轰烈烈从一小门前开过。

在窗里的人们就说：解放军车停了！解放军车停了！过两秒钟，便又说：殷恬菁下车了！殷恬菁了解放吉普女郎！…

她开始在她那个勾针织的镂小包里摸索钥匙。小包里的东西太杂太碎：一个小粉盒，一红，一把小角梳，一捆织了一小截的银灰线衣，一个记英文单词的小本，四个用钢弹壳成的小笙（是李师长送她玩儿的），还有一小包松糖。大概比这还多，但我不能—一数来。她的手在里面翻来抄去，把零七八碎兜底抄起好几次，却找不着那把铜钥匙。

人们在窗后面应该能清清楚楚看见背着手站在路灯下的刘先生。他给吉普车让路，睛在金丝镜后面眯起，躲避着刺的灯光。但堂两侧的窗内，没一个人看见刘先生的。一旦人们认为谁不重要，可以从注意力中模糊掉，那个人便真的可以像此刻的刘先生那样被模糊掉了。刘先生蛮大一个人竟被溶解在人们广漠辽阔的无知觉里。

刘先生其实已经全都明白了。已经不必再去向她面对面讨实情。她才十九岁。十九岁的女孩自己都不知自己在撒谎、在误人的事、在害人。你跟她较真儿；你为什么不脆告诉我，你不想见我的原因是你看上了新政权的掌权人？你为什么推三推四，害得我什么打算都不敢，是去是留都无法决定？但她会清亮地看着你，眨动着无辜的睫，最多说一句：哎呀，都是我不好。

他本来想等她一去就默默走开，从此走开。我一见刘先生就发现他是那碰到争夺，或给谁伤了心就会默默走开的那男

他看见她上裹了件军用雨衣，尺码过分大，看起来她像是穿了一军用帐篷。假如刘先生知邻居中有叫她“解放吉普女郎”的，他一定会认为这略带恶意的称呼很形象。她的确有了曾经没有的气势，不是官太太的，比官太太级许多的气势。刘先生找不适当的词来形容这个英气的女郎。他善良懦弱的心里当然产生不我这样的诠释：一个女仗男势的女的气韵。我在我脑里给我母亲下结论时，从来不给她留情面。

他在人们把侦察火力都集中在殷恬菁上时，从西服袋里掏一方洁白的手绢，佝下来拭吉普车溅到他鞋上的泥。他从稍低的位置抬脸来看少女在司机替她拉开车门后轻盈地下车，动作畅地顺手一揣旗袍的前摆，顺着这动势直起向司机了谢，再顺着同一惯向已转向车的另一侧绕去的司机扬了扬手，收回的手又去一撩面颊上的短发。刘先生手着鞋的白手帕定在那里：她这一连串动作是淌的波纹，中间没有一丝断裂。一个好动而动作雅致的青躯；她这时的好看成了一疼痛让刘先生险些发。

了一摞相簿，茶几上搁着一个尾酒浅漏斗形的杯，里面只剩了个酒底。这些相片簿的，藏着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女。我年轻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