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车停在一个站台上，我一看，他是正确的，我的确乘的是相反方向的车。这是向南走的车，终是芝加哥有名的贫民区。那里的夜晚游着许多孤独的人，凭空骂着大街或一声不响地狂怒，偶尔过路的人反而要夹着尾，忍气吞声，而正是人们对他们的躲避惹他们满心仇恨。那区域维系着芝加哥的坏名声和惨凶恶的面目。

我们的对话就这样撂下来。五分钟后，我说：你的中文说得很好。

他上还我一个笑。他笑起来一女孩的又小又齐的白牙齿。

我笑起来。这笑声是我十年前的。我一面笑着，心里便想，停止，可以啦！

从北京。他的手指又敲击起来。手腕上有条细长的伤疤。他之所以危险，我似乎找到了据。他已经又转回脸去看窗外，但我很快发现他始终以玻璃的投影在观察我，正如我对他的是同样的事。

你没注意？你乘错车了。艾文斯顿在你背后。他说。

从哪里来的？

我说：不知。我一看你就知你平常不讲中文。

他说：用不着那么害怕。

艾文斯顿。你呢？

他问：你住哪里？

印尼。你呢？

你什么意思？

那你完了，下不了车了。他平稳地看着我，手指敲得更激烈。

真倒霉透了！我嘟哝着向车门奔去。车门却已关上，比我印象中关闭得果断、迅速。我心想这可是活该，遇上一个稍对胃的亚洲男人，东南西北都了。我转过，车厢里的第三位旅客又抓时间对我笑一下；这副笑容由东倒西歪的牙齿和七八糟的皱纹组成。我赶避开他，去看那黑衣男。他刚才也跟着我站起，但没有离开座位，见我这时毫无路地又回来投奔他，他笑笑，轻蔑和哄都有了。

他说：你的也说得很好。

面般的宁静侧影动弹起来，向我转过脸，黑的眉微微拧起。

我想，可以了。我上合上字典，拿起笔，刚刚查过的两个生词，忘得十分净。我朝着笔记本眨着，咬着圆珠笔。在课堂上我最腻味别人咬笔。除了我之外，几乎全班的人都会这一着。而这时我竟也犯这病，似乎要给这年轻的陌生男人看看：你看看我有我的要事要；我得这么专注，本顾不上你的存在。我到他的视线落到了我的笔记本上。我不愿他看见纸面上的空白，便从嘴上下笔。现在他的目光焦距又在我的笔尖上了。而笔尖仅下一个黑，随车厢晃动，黑渐渐大。一分钟过去、两分钟过去。我终于承认我并不打算写什么，我这动作是虚拟，充满表演。我在表演给一个陌生的亚洲男看，看我思考起来多么有模有样，看我有副姣好的思考姿态。这个发现让我大吃一惊：原来我的心竟这样不老实！

我笑笑。赶在纸上“刷刷刷”写下一行字：亲的安德烈…我也不抬地说：不，我在写信。急中写下这样一行字是什么意思？安德烈和我从来是不通信的。

我说：你当然不怕。我心想，人家不好会怕你。

我抬起，见他正看着我。

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就不怕了。他见我趔趄着，伸手及时扶我一

忽然，我听见一个声音说：你不功课吗？

我惊讶地发现，他苍白的五官十分俊秀，窄长的鼻梁下，一副严酷的嘴，再往下，是略向前翘的下。我发现自己看他看得很细，连他右下面一颗很小的痣也看见了。看着看着，我笑了一下。我知这样是错误的，三更半夜对着一张陌生的男人面孔迷迷地笑一下，算是什么意思？

我九岁来国的。

又是五分钟过去，他问我：你怎么知我平常是不讲中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