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最终挑了个年纪仅比我大六岁的女人。他们结婚时我十六岁。在娶这个女人之前我们有过无数次失败的长谈。等他的小夫人住来，光溜溜的橡木地板上到动着她的话梅、五香豆壳的时候，我便威胁父亲要住到学校去。那时我还在念中。我指着父亲的小夫人骂她：“典型的上海小女人！”她一也不觉得我在骂人；多少人想典型的上海小女人啊！

先要告诉你们，我的父亲是谁。他是个值得问一问“是谁”的人。因为他是谁决定了我是谁。再决定我下面这段故事必将发生。我父亲假如走到你们面前，你们会为他的态、嗓音吃惊。其实他并没有那么大，只不过他动作起来莫名其妙地占地方，所以显得大。还有，就是他走到任何地方，再陌生，他都是最舒服的一个人，相对而言，其他人就多少有些不适。我继母把这叫“洋派”可他这是装的。他的样让你认为他属于倒就能睡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的那人，吃起来胃特别好，好吃不好吃都不会挫伤他对吃的情。其实他失眠加胃溃疡，两病都跟他过分张有关。他也许不知自己在装，但我知，因为我也装。我要说这些，是因为这些导致了我的新份：一个生在国，成长在中国，下正离家走的女大学生。所以你还要忍受我跑一会儿题。

胎换骨地去叛变、卖或者反抗、牺牲吗？三七年夏天到初冬，日本人兵临城下，中国军人们要与阵地存没与共，突然有了的勇士新份使他们脱胎换骨，把死看成了另一回事。那时候我和同学们往阵地上送装着糖果和香烟的问袋，也是在新人格的支下，把枪炮血看成了另一回事。

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十二岁。那年父亲的朋友把他介绍到圣约翰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我父亲是到上海之后，在男女方面才开窍的。其实上海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最不古板的地方，全世界的人想在德上给自己放放假就来上海。再说，各国在上海的租界里都有自己的行政和司法，风化也只能到某条大街之内，而这些法律、德、宗教的拼图总是留下死角和夹。所以我父亲一来上海，才发现自己在风月方面是运很好的人。

好，对我的家史我就说到这儿。

彼得是个容易引起女人注意的男人，宽肩细腰，明目皓齿，看着你的时候，不目光的逗留多短暂，但你相信那一瞬间他什么也没就是专门在看你；所有的思维都空来，把看到的你放去。他走上码，拎着两个箱，看到了迎接人群中的一张张犹太脸庞，一张张女脸庞。女都是些岁数一把的人，却很没息的认为这小伙对于自己的印象一定比对其他女人来得刻。

我父亲生在国，家里开洗衣坊。那时十个唐人街的原始居民八个开洗衣店。不像现在，这又累又不赚钱的行当几乎让韩国人垄断了。我们的祖先是客家人，长着客家人特有的大睛，泼辣的大嘴岔，短方脸。我父亲的兄弟们把祖父留下的几家洗衣坊成了上百家，永远也搞不清他们有多少抵押，多少贷款，永远也搞不清是赔是赚。我父亲是我祖父投资教育的唯一一个儿。读财会专业。来好事。报纸上天天都有招财会的广告。我祖父贫贱惯了，一分钱学费都不能在我父亲上白。学其他的，都可能白。父亲学完财会很不走运，那年各校的财会毕业生大丰收，华人的公司里的纳位置都是一个坑三人填。他听说接着念书可以白学校的钱。只要不他父亲的钱，他不反对一个个学位念下去。这样，他学了个政治经济学博士后。他突然觉得他懂了华人在国为什么混得那么惨。那不赖他们；那是几千年来中国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愚盲。父亲那时知一个叫克思的犹太经济学家，他很喜他著《资本论》的文采，可《资本论》对中国也不帮忙啊。中国得从扫盲开始。

就在彼得·寇恩完成了上岸关的繁文缛节时，我正在我父亲在卡德路的房里预谋走。

彼得·寇恩黑卷曲的发上一层白药粉，走船舱，绝望了：船舱外是一九三九年八月的上海，广漠的腥臭来自谁都能糟蹋的江和江岸，那臭味不比底舱里好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