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形不美，心理上十倍的不美。

我也是一名观众。常常是观众。看歌舞，看演说，看人兑换毛主席像章。飞机制造厂停工，有足够的铝去铸像章，越铸越大，大得可以做一面盾牌。我现在看着贺叔叔仅剩的头发被人扯住，面容被扯成了一个陌生者、他忽然看见了观众中的十五岁少女。是我。他不知道这少女该不该来观看。他还想对她笑一下，表示他并不和人们一般见识。不那么大不了。他没能做到，给我看到的是那满腹委屈满心屈辱。他没看见我爸爸，右手深插在外套口袋里。

那只手捏着兜里掖藏的几页批判稿，像当年贺叔叔的手抚摸着找爸爸替他写的小说，横竖拔不出来。不少作家都“造反”了，花白头发，肚子微腆，臂上宾着红卫兵袖章他们爬上舞台，如京剧中老生那样抖抖的指头将贺一骑数落着。

许多崇拜贺一骑的读者们特地赶来，从远郊来的人自行车上蒙一层厚尘如出土文物。崇拜者们聆听一个个默默无闻的作家念批判稿。贺一骑也好，作家们也好，从此都卸了妆。如此地当着大庭广众，在舞台仁隆重地一点一点地卸妆。

我爸爸和所有造了反的作家、美术家、音乐家站左一堆，也戴红袖章，却不好好地戴到位置_上，让它聋拉到袖管口。我讲过我爸爸一向的装束：料子是祖母遗留的，设计是他自己的。总是与他存在的时间、空间有一点差错。

已经不伦不类，再加一个位置不对的造反派红袖章。他既不愿意放弃个性建树，印象的制造，又企图同化于集休。

我爸爸，看看他那副样子，面色苍白，神经质地眨着眼。

崇拜者们听懂了一件事；每个人控诉的内容，都包涵这个事实，贺一骑从来没在稿纸上连续扒过四十分钟。除了《紫槐》，他从来没有动笔写过任何作品。他们说，贺一骑，你奴役别人；你从一开始就相上了一个软弱而有天资的人；让他替你写了八十九万字！

我爸爸的脸突然红得可怕。他出了人群，上了舞台。

右手还那样，深插在外套口袋里，像贺叔叔一样，捺在随时会响的武器上，我看着这张酒醉似的红脸。有这么一张脸必定要出事了。我想走开，不想知道将会出什么事。我见我爸爸踏上木梯阶，根本没感觉到自己踩空一步。他步伐的连贯性和手脚的协调性都出现了梗阻与变态。笨拙而难堪，加上袖口上完全不合宜的红袖章，我父亲那么严肃冷峻地在开大家一个玩笑。他走到贺叔叔旁边。

走得太近了，好像要劫法场。他的右手有拔出批判稿的动势。也许他写得不那么恶意十足，写得生动些，有趣些，不只是充满不得志者的正义和倒算。可是太近了，离贺叔叔微微发胖的身躯己不到一步。

贺叔叔这才意识到谁来了。他向爸爸转过脸。有几个月了，他们彼此分离，此情此景的相见，他有点战乱中相逢的悲喜交集。就在他与爸爸照面的刹那，我爸爸的右手拔出来了，竟是空的。那只手从口袋的底部出发，从他自己也不能预估的暗地发动，它渐渐成形了一个动作，一个被叫做“捆耳光”的动作。我爸爸、贺叔叔，以及所有的人同时明白这个动作的意义。在它的酿成和发生之前，我爸爸和贺叔叔以及台下上千人一样不知何所期。那耳光之脆、之狠、之漂亮。

因为这只手出发前的目的地并不明确，在完成旅程后，它顿时惊觉地回顾。我爸爸的整个意识开始回顾。

他从来没有打过人。恨暴力、恨人与人、动物与动物肉体间的暴烈接触。认为没有比它更低级的交流。

没有，人们一时静静的，反应断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