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陌生的国度里，生长另一个严歌苓。“好像多一条命来，是脱胎换骨的一。”那是怎样的一个过程，你自然可以想象“而痛苦。”就像她喜的国黑人歌曲，那是用嗓唱来的乐与痛。

她的父母居住北京，但她很少在北京写作。“北京让人有太多望，到在起楼，人横。”采访她的那几天，她在北京新买了一房，你想象不到她买房的原因：为自己心的一条狗。“之前买的是公寓，不让养大狗，我天天跟孙似的，就怕哪一天它被拉走了。”

半路家学来的西方文化，让她没有归宿。“基督教文化是势的，国人的救世思想也很普遍，而像我自己就是边缘人。”心底清楚，她自己逃脱不了寄居者的份。

50岁的严歌苓回答说，写作跟家幸福不幸福没有关系。“不以喜，不以己悲吧”；“释迦牟尼家前也是一个生活幸福的人，他离开那个世界源于一。一个人能否写作，看有没有这。对人家的快乐和痛苦，能不能同受。”

她的生活是与世隔绝，也享受这隔绝。她的生活永远都是从清晨的一杯咖啡开始，然后写作。在第一次失败的婚姻之后，她与国外官劳斯结婚。再婚生活非常幸福，因为丈夫的工作关系，每两三年，他们都要换一个国家或地区居住。从2006年的9月份到现在，他们一直居住在台湾。“刚去非洲的时候很不适应，适应了不想走了，但又必须走。”她说，等老了，她希望回到之前在国居住的伯克莱，那里有一座对着海湾的丽房。

3月的这几天，不折不扣的“寄居者”严歌苓短暂回到北京，等待她的，是她已经缺席了20年的北京。“变了，变得很厉害。”她叹息说“要好好补课。”

有主意，但也可以算了

南都周刊：算应酬之作？

南都周刊：看了你的几本书，我最喜的还是《寄居者》。

南都周刊：鼓励倒说不上，跟看一场电影一样，过程很享受。

家生活幸福得令人妒忌。所以被问到任何关于家的问题，她都一脸幸福，笑语晏晏。不过，国家不幸诗人幸——满的家生活对一个作家来说，是一幸运吗？

严歌苓：不是。其实我对犹太人这个主题兴趣很多年了。犹太人群和中国文化有两次碰撞，最早宋朝时有1000多人来中国，后来被同化了。二战期间，由于被迫害，又来了一批，其中很多人就来到上海，《寄居者》的故事发生地。犹太文化和中华文化有相近的地方，琢磨起来有意思，有意思的

这时候的她是柔媚的，也是随的。“我主意貌似很大，但人家说不行，也就算了。”她人的原则是：不是一定要什么，没什么都行。可有可无，无可无不可。后来写《梅兰芳》的时候，这她觉得跟自己很像。她是个会“藏”的人，你不能期待她而式的金刚怒目，她的锋芒都藏在她的文字中。

我这样写，我觉得HIGH

严歌苓：原本是电影剧本，电影公司邀约来写。但我觉得电影有些地方发挥不来，而对寄居者有很多话要讲，还是写一本书要好。

读哥比亚大学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的研究生，开始了她的海外生涯。从英语的每一个单词，从叉西餐简单的生活技巧，这位30岁的女人，开始了自己“返老还童”的痛苦历程。

一边刷盘，一边写字，写作依然是她谋生的手段。她写很多短篇小说，投到台湾的报刊，挣金。她没觉得那时候为了赚钱的作品，写的不如现在，相反，她甚至觉得那时候写的比现在好。

但有人问她对年轻人的寄语，她会回答：“在邻居和同事或者同学的价值观成为普遍价值观的时候，别信它，别理它。”乍一听，这不像那个姿态优雅的严歌苓，你会受到这个女人的固执与尖锐——那属于她的另一私密。

严歌苓：有意思，大家的反应都不相同。有些人觉得读不去。你这样的鼓励我应该多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