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我觉得，你是一位能把编剧和小说关系理得相对比较好的作家，比如你的小说有很的画面，但你也不会让小说单纯为电影服务。

严歌苓：对于小说，我相信还是要老老实实把一个故事讲好，用最好的语言写一个故事，是故事使我成为一个小说家。我在讲故事的同时，如果能对中文书写有一贡献，那就最好了，写个故事是我写作简单而朴实的初衷。所以，我也是个不长的作家，永远成不了学者型作家，永远于说书人的状态。写小说首先要愉悦自己，不能先折磨自己。

严歌苓：我非常警惕电影和小说两者的关系。电影剧本写作的训练对小说讲故事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是我的努力。我本很喜、迷恋电影，电影是现在所有艺术表达手段中最为理想的一，音乐、彩、画面、文学都包其中。如果能结合得好，它是最为迷人的艺术形式。很多人埋怨，小说市场在缩，我想我恰恰喜视觉化写一个故事。

选择了寄居，也已无法摆脱寄居。但这样一游离，对写作不啻是一好的状态。“寄居让你走向内心，也有大量的时间丰富内心。”严歌苓说。

严歌苓：在写作之前，我对上海地理、犹太史、上海当年的犹太人聚居地等，都了相当多的研究和准备。我姑姑和爸爸都是老上海人，我也常常向他们咨询。我会问我姑姑，当时的舞厅什么样？当时女人拿什么样的包，涂什么香？哪一家发廊比较好？这些都很重要。

份焦虑——在这个全球化的世代，没有多少人，特别是成功人士愿意承认这。“30岁才来到国，那时我的人格已经成熟，英语也从零开始。直到现在，我讲话、听，都比他们慢一格。别人可能没觉到，但我自己心里有数。这就是一病态。”严歌苓说。

“我永远不可能国生活。在排球场上，中国队一现，我就为中国呐喊、血沸腾泪，这情怀已我们的血里了。这已经成为我们动的东西，它能够召唤起这样的情。”严歌苓说。

“我到了大陆依然有份危机。我离开大陆的时候是1989年，那时候，人的质朴，对理想的昂，对情和金钱的态度，完全是另一码事。”用张玲在《倾城之恋》中的话“我们都回不去了。”所以“我在国外有乡愁，回到北京还是有乡愁。我常常对自己说，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严歌苓自嘲地说，自己成了三不三不要四不像的东西“这样一个状态让你对任何一文化都会持批评态度，不断游移。”

对话

每天长跑，治好了失眠，写作让自己愉悦，寄去的书稿——比如《第九个寡妇》，当时一年多没有回音，也没在意。聊天时所见的香港海岸，也许令前的严歌苓想起非洲的海。“这是我生活的转折。”

早报：在北写作的中国女多么？

严歌苓：在北，写作的中国人大分是女人。我经常开玩笑说，在北写作的中国人都是妇联的，我想这可能跟女人的丈夫都去赚钱养家了，女人衣无忧有关。

而她最奇特的寄居生活可能是2004年随丈夫来到尼日利亚。“这是我人生的转折之一。在那里，七八糟的事情什么都没有了，每天的生活都很单纯。”写作成了严歌苓每天最快乐的事情。“我每天写4个小说，一天还是那么漫长。”在那里，她连续写了《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等作品。在这之前，严歌苓的作品大都很少涉及历史，特别是1940年代以来的中国近代史。而这之后，她的四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和《寄居者》都与苦难的历史有关。“在那样一个直面苦难的环境里，你会觉得现实的苦难和小说想表达的苦难是吻合的，在那样一个环境里，写作是自我的方式。”

英文向餐厅服务生解释我们的要求，向王安忆建议不要吃希腊沙律因为里面有难闻的咸臭鱼。但“我现在还是在寄居。”她说。“真的吗？”我疑惑不解地质疑。“真的还是寄居。”她的语气带着孩般的辩解。

早报：故事、可读可能是你小说最大的特，现在能写好故事的作家不多。

早报：在《寄居者》里，我一直很留意你对旧上海地理、历史甚至天气的描写，你为此了哪些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