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申沐清梦中，女儿还是个“穿双红皮鞋，走起路来两只膀子向外撑开，象要架稳自己”的小女孩，沿着六层楼顶的围栏在走，然后便是不知是否幻觉中听见女儿嘶哑的夜哭声中夹了一声：“爸…！”这是他对女儿超出父爱意欲的潜意识显现。《女房东》中的老柴在似睡非睡的梦幻般感觉中，想不起在哪里爱过，爱又失落在哪里。

弗洛伊德认为性本能对于人格的成长、人的心理和行为皆具有重大意义，但往往由于受到社会意识形态尤其是伦理、法律、道德等的影响乃至束缚，本该清晰明朗的表现形式就悄悄演绎为内在心理形式。严歌苓准确把握住了人的性心理状态，以此揭示出人物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还原出人的真实本相。《女房东》中老柴到美国后为老婆所弃、却因符合某些“标准”成为沃克太太的房客，他不断通过居室环境、物品来揣测女房东，在激情与委琐、情爱与性欲相混杂的情感冲击中，其本能欲望受到前所未有的障壁而演化为一种心理紧张的形式。《橙血》中的黄阿贤因为老处女玛丽“最后一点对古典的迷恋”一直留着他那条黑得发蓝的辫子。面对银好的质问，方觉辫子前所未有的多余，而自己“早已忘谈的自己民族的女性，让这样一个银好从记忆深处呼唤出来”辫子越来越沉，阿贤被压抑了四十来年的情爱在此刻激发，决定逃离老玛丽庇护与畸爱的他不幸被误当作盗贼击毙，而那根“古典的辫子”已被阿贤齐根铰去了。辫子因受压抑的情欲而存在，最终也由于情欲的正常迸发而失掉，这是人物内在心理行为外化的象征符号，也恰如其时地传达着人物的性心理状态，成为塑造和刻画人物形象的有效途径。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本能欲望如若得不到满足，就会造成人精神上的不适与痛苦，甚至导致性变态和其它精神障碍现象的发生。而严歌苓描写的多是隐性的性变态，它不具备大起大落的外表而主要是通过人的思维活动、心理变化等内化形态呈现出来，有时甚至难为人察觉。《约会》、《红罗裙》、《屋有阁楼》里的母亲、儿子，父亲、女儿之间有着逾越正常伦理感情的爱欲表现，人性心理已超越了简单的恋母情结（即俄底浦斯情结）和恋父情结（即厄勒克特拉情结）而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向。《橙血》中玛丽把阿贤和75号血橙的栽培技术当成著名的固定景物，让他们乖乖在自己生活中占据永恒的地盘。她对所有请求购买嫁接树胚的人高傲地摇头“她没有体验过被众多男人追求的优越感觉，便认为那感觉也不过如此了”受压抑而多少呈现变态的本能欲望由此可见一斑。

严歌苓对人物心理的剖白几至臻于完美的境地，常是整篇故事以人的心理推衍，心理与行为、事件互为推动，交织成故事情节的发展。作者本人具有高超的驾驭能力，或以第三人称作旁观式阐述，或跃然纸上与“你”展开心灵对话，或不着痕迹地写入自己的生活心理场景，甚至拼接不同对象“此在”的生活与心理场景。小说的叙述皆随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运作生发，却无意传达某种道德标准或价值判断，是与非、荣与辱的锁钥完全听凭读者来开启。具精神分析特征的人性抒写令严歌苓的创作达到移民文学少有的高度和深度，但当她启用传承自弗洛伊德的“Talkout”方式作为小说《人寰》的形式时，在小说的技巧探索上虽不无新意，却多少“使得她的小说走上‘形式主义’的歧途”[5]。

当代美国学者雷德里克·约翰·霍夫曼谈到精神分析学说对文学影响时指出：在对二十世纪写作的形形色色的影响中，弗洛伊德是重要的影响之一…现在，通过考察大批小说家的作品细节来估价弗洛伊德影响的多种形式和力量，已成了我们的一大问题。的确，严歌苓对心理分析技巧的发挥，已几近熟稔自如的程度。研读精神分析学说与严歌苓的“契合关系”可让我们走近严歌苓，看到文学精神的升华。

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环境，不断地互相吞没和消化。不同的文化积淀和现实生活方式互相抵牾，产生了一切的谜，一切的反常。作家对个体生命的谛视，熔铸进了文化、民族、社会的深层意蕴。严歌苓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和悲悯情怀，进行着异域生活的真切言说。

【参考文献】

[1]严歌苓《少女小渔》台湾－尔雅出版社，1993年

[2]张爱玲《张爱玲文集》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

[3]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