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说，作者严歌苓的匠心独运又使得这类令人厌恶的唱高调版本成为整个故事另一种角度、另一类声音的绝好阐释：官方版本之一中轻描淡写孙丽坤生活待遇的汇报文件反衬出当事人所遭遇的非人迫害；官方版本之二中暴力强制孙丽坤进行妇科检查的调查方式说明了领导小组干部们的虚弱与无能；官方版本之三中搜查诈骗犯“徐群山”户籍资料的文件指示反而向读者透露了更多真实的信息。“正话反说式”的叙述格调是整篇小说创新的一大亮点。

较之于官方版本的“正统”与“权威”而言，民间版本突显了他者叙述的“传奇”色彩，要更为接近真实的孙丽坤，并为其离奇遭遇提供了还原性的解读。在大众眼光及庸常思维的笼罩下，口耳相传的街谈巷议貌似对孙丽坤的品行了如指掌、明察秋毫，将这位落魄舞蹈家的私人生活描述得可谓绘声绘色、如数家珍，但人与人之间早已存在的“性本恶”———排斥异己的误解和隔阂———在不正常的政治压力下如同潘多拉的魔盒全都迸发了出来，在膨胀出对偶像极端的敬奉、尊崇等强烈情感后逐渐走向反面。冥冥中，如此心怀不轨的窥探和不怀好意的侮辱反过来又促成了被关押者在无意识中与庸众的合谋，加速了孙“自毁以毁人”的自我堕落过程。第一部分的民间版本里此类例子俯拾皆是：被监禁的孙丽坤去蹲茅坑，专政队看守的女娃坚决不让关门并瞪眼看其高雅傲慢背后的原形毕露，让孙“学会了若无其事地跟女娃们脸对脸蹲茅坑，”

并“已经蹲得舒舒服服了，一边蹲茅坑一边往地上吐口水”；而几个建筑工小伙子夜里试图爬墙偷窥被囚禁的美女蛇，被孙丽坤“老娘架式叉着腰”用“更泼更毒辣”的嘲讽“是没啥子看头———你妈有的我都有”骂得屁滚尿流。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萨特在论述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时说过：“每个人仅仅在他反对别人的时候，才是绝对地自由的。”推演到《白蛇》的官方与民间两种版本的叙述特色，不仅体现出特殊年代里人与人之间的误解与隔膜，还可以说是所有时代和社会里个体人与群体人互不和解、互相对立的通用模式。只有自己能倾听自己的声音并代表真实的自己，任何集体传声筒善意或恶意的代劳都是徒劳。

整部小说的重头戏是女主角们自己的心声———“不为人知的版本”部分，共有6篇穿插于官方版本和民间版本之间，形成整个故事最完备的注解，主要包括孙丽坤的心理独白、徐群珊的少女日记和二人的私密交谈。只有在这个隐蔽的视角下，孙丽坤和徐群珊才是真实的，是作为独立的个体人而存在的。她不再是曾经令人望尘莫及的著名舞蹈家，也不再是传闻中作风混乱的美女蛇，只是一个需要爱和理解的普通女子；她（他）不再是儒雅猖狂的中央特派员，也不再是私刻公章、盗用军用车辆的诈骗犯，只是一个天性中对美有着偏执爱好的假小子。也只有在这个版本里，同性的她们相互间敏感细微的感情历程才能得以唯美地体现。虽然是以披露主人公内心世界为主的一个版本，作者依然恰到好处地把握住了孙丽坤和徐群珊内心活动所占的比例，因为故事的主体是由设谜和揭谜组成的，所以作为谜底关键人物的徐群珊其心理活动应该是隐匿的，读者们就这样一步步地随着主人公孙丽坤坠入满怀希望的情欲之网里，再在梦醒时分对毫无邪恶感的真相心存感激。

《白蛇》的美是独特的。它既没有千人一面、缠绵悱恻的两性爱悦，又不属于争抢眼球、新颖猎奇的同性恋题材；既非声泪俱下控诉往事之不堪回首的“伤痕文学”也不跻身于标新立异光怪陆离的先锋实验小说。表现形式传统而创新，情节的安排出乎意料之外又回归情理之中。严歌苓在她的作品里一直冷静而执着地专注于不同文化背景中个体经验的探询和寻常人生命状态的展现，在全球化语境下追寻着更为广泛的人性。“在什么样的环境中人性会走向极至，而在非极至的环境中人性可能会隐藏哪些部分”《白蛇》在给我们审美愉悦的同时对这个文学中永恒的命题作了完满的诠释。

参考文献：

王泉：《文化夹缝里的梦幻人生———严歌苓小说中的意象解读》，《华文文学》，2004年第4期，第67－69页。

严歌苓：《白蛇》，《也是亚当，也是夏娃》，华文出版社，2000年，第46－94页。

张琼：《此身·彼岸———严歌苓复旦讲座侧记》，《华文文学》，2004年第6期，第66页。

童庆炳：《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第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