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结不是偶然在她的脑海中闪过的稍纵即逝的灵感，而是缠绕着她的挥之不去的心结。它既是那来自于远古洪荒的集体无意识的历史积淀，同时也是源自于个人经验的自觉选择，这两股心理源流相互冲撞融合造就了扶桑这一让人战栗的形象。

从原型理论的角度来说，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各种原型表现于“神话母题”之中，这些神话母题以相同或类似的方式出现于一切时代的所有民族，而且能够仿佛是自发地——即不带有任何自觉知识——在现代人的无意识中出现。心理情结是围绕着原型而展开的一种自组织过程。“令人高度激动的情绪性意象，例如婴儿期的令人敬畏的母亲原始意象，使我们形成大量以情绪为基础的记忆和动机内容。”［6］情结是人类从原始时代以来努力适应周围人际—情感世界的历史积淀，是极为深刻而强烈的心理动能。荣格在《心理学与文学》中指出：“诗人们深信自己是在绝对的自由中进行创造，其实却不过是一种幻想：他想象他是在游泳，但实际上却是一股看不见的暗流在把他卷走。”［7］艺术是现代人表明自身隐秘面、残酷面以及裸露面的唯一途径，也是现代人宣泄自身原始生命力的唯一可能性。事实上，艺术几乎可以被界定为个人与其原始生命力发生关系的一种特殊途径。无疑，这种作为原始的“雌性”情结时刻萦绕在作者的心头，也在激励和左右着其创作。

“原型”是历史的集体的积淀，它潜伏于人的内心深处，一旦被激发被点燃，就如大江奔涌，但弗洛伊德所指出的个体经验也是不可忽略的。自我作为意识的中心，并不是主动和有意地参与到象征或原型的发生和显现中去，或者换句话说，意识不能“创造”一个象征或“选择”一种原型经验。但这决不排除原型或象征同人格和意识整体的联系；因为无意识的显现不仅仅是无意识的自发表现，还是对个人意识状况的反应，而且这种反应，如我们在梦中最常见到的，往往是一种补偿性的反应。这意味着原型意象和象征的出现，部分地决定于一个人的特殊类型学结构，决定于个人的状况、他的意识态度、他的年龄等等。作者选择这一主题有着原型的驱动，也有着个人的自主选择。她的自觉选择中自然渗透着对当下的关怀。一方面，作者一直关心的女性的命运问题。作者用另一种方式来阐释了她的“女权主义”它并不是参与男性世界的争斗，而是从男性二元对立的处境中解脱出来，恰恰是将自身的雌性因素完全的发挥。这并不是意味着赞同“男权主义”而是具有新意义的母权思想，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原始母权思想的演变和延伸。作者的当下关怀另一方面是对于“神圣性”的关注。马斯洛认为，现代文明的一个重大灾难在心理学上的意义就是M·伊丽亚德所说的“非神圣化”即在我们生活中神圣感的消失。由于没什么东西可引起敬畏、惊奇或献身的热情，我们不可避免地感到空虚，因为敬畏、惊奇或献身的热情等是人的本质需要。文艺复兴以后，科学的繁荣和宗教的衰微使人失去了与存在的一个超验领域的具体联系。人失去了精神容器，无所适从，成为茫茫大地上的一个流狼者。在后现代主义的热狼掀起，解构主义风靡的时尚下，我们看到的艺术是赤裸裸的凡俗的艺术。凡高的画中燃烧着火焰般沸腾的激情与不安，毕加索支撑起了一个分裂的支离的世界，通俗文化在迅猛的批量生产下充斥了不可名状的虚空，人的心灵渴望回到一种原始状态的庇佑。严歌苓对东方原始母神的回归，是为这个日益分裂、破碎的世界探求出路的一种尝试。雌性——以水一般的温凉浇灭凡高的怒发冲冠，又以大地般的厚实和圆融抚慰毕加索的分裂，拾掇起了被人类遗忘的失落已久的神性。

参考文献：

［1］［德］诺伊曼《大母神：原型分析》李以洪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2］严歌苓《扶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47。

［3］老子《道德经》第18章。

［4］严歌苓《雌性的草地》重庆: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173。

［5］［印度］奥修《春来草自青》虞莉，顾瑞荣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6:92。

［6］［美］波利·扬－艾森卓《性别与欲望》杨广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