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吉隆坡到台北，我才打听到，梅新先生的葬礼在我到达的前一天已举行过了。同黛嫂等几个《中副》的朋友一同晚餐，谈一个晚上梅新先生。的菜也多是梅新先生吃的。

一九九二年，我的《女房东》获奖之后，梅新先生邀请我去台湾。那时大陆作家去台湾的还很少，我们都没料到境手续竟会那样繁杂。中间一度，我气馁了，梅新先生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努力，终于在一九九三年八月，我见到了在机场迎接我的梅新先生。

我总有觉，人如梅新，即使的健康受损，他过人的健神也会支撑他，永久地支撑他。因此当我在吉隆坡听见噩耗时，我无法接受现实。悲伤、遗憾、痛惜都谈不上，只是想，命运要怎样摆布就只能由它摆布。得到这个噩耗，又何尝不是命运的摆布呢？从我第一次参加文学奖，到现在我第一次担任评审，这其中有梅新先生完整的一季辛劳，这难不亦是一宿命？

没有梅新先生那么猛力一推，我或许不会就此振奋。

从一九九一年的暑假开始，我每天写作五六个小时。打工一整天，回到家整个人的神志和思维都是极度涣散的。即便煮杯黑的咖啡，也难将自己到写字台上。当时我住在芝加哥近郊，夏天夜晚的街上，不时有喝了啤酒大声笑闹的学生们从我窗下走过。芝加哥的夏天是很彻底、很绝对的夏天，连乞丐也有份的。而我还照常打工、写作。每天写到夜里一，咖啡似乎正在劲上，但我又必须搁笔去睡，第二天一早要去打工。就是那段时间，我似乎每星期写一个短篇小说，直到写《少女小渔》。

这是我第三次到台北，梅新先生已是追忆中的人了。

从此，我印象里就是这样一个梅新先生：“板得笔直，大笑，动作迅捷而思路更迅捷，神状态非常非常年轻的一位长者。时隔四年，我第二次来台北参加“百年来中国文学研讨会”时，梅新先生的健朗如故，只是发添一层霜雪，人添一层疲惫。在这个国际的大型研讨会筹备期间，他显然在健康上蚀了一些老本。

《少女小渔》得奖的消息也是梅新先生写信告诉我的。此后我和梅新先生每月总有一次书信往来，渐渐也谈成了熟朋友。我从他送我的诗集中隐约读到他的世。我当时已搬到加州，住在旧金山远郊的一个小公寓里。那是极隔绝的一居住形式，近邻们都巧妙地维护自己的孤寂而绝不打破别人的孤寂。我就从那时候起跟梅新先生谈起自己对第二次婚姻的忧虑。不久收到回信。梅新先生在信中是一如既往的乐观、忱，叫我不要永远养旧伤“要听从新的情的召唤”

记得去年离台前，梅新先生为我主持了“中副下午茶”大病初愈的他消瘦了许多，面也很暗，全的气神和生命力，似乎都集聚到睛里了。会散时，我为大家签名，他静默地等在一边，一时间，苍老现在他上。我对他说：“梅新先生，你脸不大好，要多多休息啦！”他哈哈一笑，把我的郑重其事给打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