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然而，就在当晚，我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是个十分和气的男声：“…别张，我是FBI的调査员。”他说“请你明天上午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好吗？”

我开始抗议，拒绝跟这帮调查员再谈一个字。上，劳斯那边到了压力。他打电话给我，气很急：“为了调查能尽快结束，请你忍一忍，合一下！”

那么就是说，我正被怀疑为间谍？我吃惊得说不话来。

我说但愿我搞错了，还希望这是那男同学跟我开玩笑。

我厉声打断他：“我宁可不结婚！”

几天后，两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们都受到了FBI的盘査，中心内容是实我的证词。

“上课前有个FBI（联调查局）的家伙来找系主任和几个同学谈话，调査你的情况！我估计他是反间谍门的…”

“我是个中国人，你们国要得太过分，我可以上离开这个国家！我以为国是个最自由的国度…”我又悲又愤，哑了。

我反问：“我了什么了？”

“他们不是据你提供的资料调查我吗？”

“FBI怎么会知我？”

“听说是因为你的男朋友，是他把你的资料提供给他们的！”

电话中他还告诉我，刚填完“安全测试”表格，他便收到去罗的委任书。我早了解到他对罗和意大利的向往。他还告诉我，他的意大利语已通过了考试。我的心似乎放松下来，也许国在冷战时期建立的规章已名存实亡，我和劳斯的关系或许不会给他的事业带来太大的害。我告诉他：只要能帮他保住外官这个不错的饭碗，我不介意FBI的打搅。

第二天上午，我准时来到了FBI的办公地，却不见任何人在会客室等我。十分钟过去，从侧门走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以标准的中文对我说，约见我的那位调查员生了病，只得由他代替来与我谈话。我跟他走一间很小的房间，里面的陈设一看便知是审问者与被审问者的席位，四无窗，气氛单调得怵人。审问者倒是客客气气，不断提问，我回答时他就一一往纸上写。不一会儿我发现他的提问兜了个圈回来了，我原本畅地对答，变得越来越吞吐。我发现他在摧毁我的逻辑，而逻辑是我的防卫。我看着他带有白人冷漠的礼貌的脸，突然不清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答应了，心“突突”直。这个约会辞令已很不国化了；男人约见女人，首先该问女人何时最方便，由女人决定时间，而这位调查员却指定时间、地。挂上电话不久，铃又响，拿起听筒，竟然还是那位调查员！这次他一字不提我和劳斯，天南海北跟我聊起来。他的中文带重的山东音，我只得捧着电话认真应付他，心里明白他的“闲话”不闲。

“FBI？”他吃惊“他们找你吗？”

劳斯在那边顿时沉默了。他意识到我生活中的宁静的确是被这婚约毁掉的；我的确因为他而失去了跻于无名之众的安全和自由。我不敢肯定我的每个电话、每次外是否于某监视之下。最大的讽刺在于：我是在国懂得了“人权”这字，而懂得之后，又必须对这个神圣的权力一再割让。亦或许，他

“我们宣誓过：对国家要百分之百的诚实！”他答。

“不可能！我填的安全测试表格是国务院安全发的，FBI绝没有可能拿到它！”他疑惑“你是不是听错了，把别的安全门当成了FBI？即便是FBI，也不会这么快——我刚刚在表格上填了你的名字，他们已经找到你学校里去了…”

“你没必要现在就讲实话呀！你不是在争取被派往罗吗？”我急问。

回到公寓，我上给劳斯打长途。的确是他“供”了我。在个久前的一次外官安全测试中，他在表格中填了我的名字和我的背景材料。在他对我俩关系的阐述中，他老实写上了“趋向婚姻”

一年后的一个下午，我如常来到学校，一教室，几个同学神异样地瞅着我。我是系里唯一的东方人，所以我习惯被“瞅”然而这回却不同。课间，一个年纪小的男同学跑到我边来：“你了什么了？”

“请你忍一忍，好吗？等我们结了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