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外地人”这个概念，显然带有贬义，或者带有对其文化不以为然的意思，起码也表现了上海人的一文化优越。1998年，我在上海博馆参观赵无极画展，中午去吃饭，依例要在手上绑一纸条。对过小卖的店员一见大为惊诧，问其所以，我如实相告说这样就能证明我是中途外，再门时就不用买票云云。于是这位女店员便回过去用上海话对店里的人大发议论，无非说外地人到上海真是可怜，上海人如此欺负外地人也太不像话。其实，只要是中途外，不论外地人还是上海人，一样咯统统都要扎纸条的。上海博馆并无歧视外地人之意，这位店员的议论也未免有无的放矢。但即便在这对外地人最善意友好的态度中，我们仍不难味到上海人不经意的优越。

然而，恰恰是这些“来历不明”的“尴尬人”却几乎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更有自己的特征，而且这些特征还十分鲜明。

在这一上，和上海人多少有些相似的，是北京人和广州人。

尽在外地人看来，上海人并没有多少资格自自大，然而上海人偏偏比”天脚下“的北京人和”财大气“的广东人更看不起外地人。上海话中有许多歧视、蔑视外地人的专用词汇和语言，其中又尤以歧视、蔑视苏北人为最，他们甚至被称为”江北赤佬“（或小赤佬）、”江北猪秽“（或猪三）。过去k海稽戏（这是上海市民特别喜的一个剧）的主要题材之一，便是讽刺嘲笑外地人、乡下人到上海后的”洋相“。上海人（当然主要是上海小市民）津津有味地观看这些”洋相“，并在哄堂大笑中充分地验自己的优越。一来二去，”外地人“在上海人的”圈“里，竟成了显示上海人优越和优越的”陪衬人“。

为什么不把别人放在里因为上海人自认为是“等华人”是全中国最优秀最贵的人。上海话，就是这个优秀贵人的标志，也是和“低等华人”（外地人）划清界限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一定要说上海话，而且要大声地、尖嗓门地、无休止地讲。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也要想办法创造一个，就像暴发们一定要想办法掏“大哥大”在众人面前哇啦一顿以示气一样。

的确，上海人和非上海人，几乎是一就可以区分开来的。一个外地人一上海，立即就会被辨认来，哪怕他一的海货包装。同样，几个上海人到了外地，也会为众所瞩目，哪怕他们穿当地服装，也不说上海话。当然，其他地方人，也有容易辨认的，比如北京人和广东人。但北京人几乎总也改不掉他们说话的那“京味儿”而广东人除了一说话就“馅”外，长相的特征往往也很明显。只有上海人，才既不靠长相，也主要不靠音，而能够卓然超群地区别于外地人。说得白一，上海人区别于外地人的，就是他们上特有的那“上海味”这味，几乎所有外地人都能受得到，的人更是一

其实，这也是外地人最不服气的地方：你上海人有什么了不起嘛！是官比我大，还是钱比我多？你们的”本钱“，也就是你们自以为得计的所谓”聪明“或”明“。然而，那又是多么可笑的聪明和明无非是会裁节约布料，或者是会选择路线节约车钱，而且是公共汽车钱！这几个小钱，我少两包”红塔山“就省下当然，上海人也特别会挤公共汽车（那也是上海人嘟囔外地人次数最多的地方），会在公共汽车站设立”站队“和”坐队“。可我们那里公共汽车本就不挤，随随便便上车就有座，的士也招手即来，还不贵，到底谁优越来着？

余秋雨说：“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上海人》）。其尴尬之一，就是份不明。什么人是上海人？或者说，什么人是最正宗、最地，亦即最有资格看不起外地人的上海人？谁也说不清。因为认真说来，倘若追寻源、寻宗问祖，则几乎大家都是外地人，而真正正宗的上海人，则又是几乎所有上海人都看不起的“乡下人”这实在是一件十分令人尴尬的事。如果说，上海是一个“暧昧的混血儿”那么，上海人便是一群“来历不明的尴尬人”

但这并不容易。

的确，上海人在内心，是不大看得起“外地人”

这优越其实是显而易见的。你想，如果大家都，样，没有低贵贱之分，也没有是非对错之别，又有什么必要区分本地外地事实上，上海人确实往往是在表示鄙夷时才使用“外地人”这个概念的。它往往意味着戆大、洋盘、阿木林、十三、猪三、拎不清、搞七甘三、脱藤落攀等等义。比方说，上海人一般都会挤公共汽车（他们挤惯了），有一整动作程序和坐站规矩。外地人当然不懂这些，上车之后，难免横七竖八、磕磕绊绊。这时，上海人往往就会嘟囔一句：“外地人。”这句嘟囔，就带有鄙夷的味。上海人文明，一般不会骂“他妈的”则这时的“外地厂，也就相当于”他妈的“所以，在外地人看来，上海人嘴里的”外地人“，就是骂人的话，至少也表现了上海人对外地人的鄙夷和不满。

原因也许就在“有意”与“无意”之别。

更何况，上海人对外地人的鄙夷和蔑视，几乎是普遍和不加区别的。比方说，一个上海人要对另一个上海人的”不懂经“、”拎勿清“或”不识相“表示愤怒和不可理解，便会怒斥或质问：“侬外地人呀？”似乎只要是外地人，不他是什么地方的，都一样低能。上海人对外地人的这“一视同仁”就特别容易激起那些也有自己优越的某些外地人的然大怒。

于是，上海人就在无意之中把自己和所有的外地人都对立起来这就简直无异于“自绝于人民”当然会犯了“众怒”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反程度，要远远大于他们之对广东人。广东人虽然也有“排外”的恶评，但广东人与外地人，毕竟确有语言的障碍，况且广东人虽“排外”却不“蔑外”而上海人岂止是“蔑外”有的时候，简直是把外地人当作了麻风病人。否则，为什么要用上海话把自己和外地人“隔离”开来？这就不能不引起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反和不满，而这些反和不满久而久之便成了“积怨”终于有一天，积怨爆发几乎在一夜之间，舞台和荧屏上那些斤斤计较、小里小气、迂腐可笑、巧成拙的形象，青一地起了一上海普通话。向以嘲笑“外地人”为能事的上海人，终于成为外地人共同嘲笑的对象；而历来用于现上海人社区优越的上海话，则成了嘲笑讽刺上海人最得心应手的工。

于是外地人就更加想不通他们实在想不通上海人为什么会有那么烈的社区优越。一个有钱有势有文化的上海人，固然会看不起没钱没势没文化的外地人（这好理解），而一个没钱没势没文化的上海人，也居然会看不起有钱有势有文化的外地人（尽势利的上海人在表面上也会作尊重状），而且其理由又仅仅只不过因为他是上海人。他们究竟有什么本钱可以看不起一切外地人又有什么本钱可以对外地人的讽刺嘲笑无动于衷

们的本地话，也会忘掉旁边还有别的地方人。为什么外地人这样，就不会弓愧反（至少不那么让人讨厌），而上海人这样，就特别让人不能容忍

北京人有政治优势，广东人有经济实力，他们当然都有理由在外地人面前”摆谱“，气一下。那么，上海人的鄙夷外地人，又有什么”正当理由“没有。

要清前面提的问题，首先就得清什么是上海人。

一般地说，外地人都不大会说普通话。其中，平最差的是广东人。一个广东地方陪同外地到城郊参观，兴采烈地说：“坐在船看郊区，越看越丽”结果外地同志听成了“坐在床看妻”一个个掩嘴窃笑。因此有句俗话，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官话”广东人讲普通话的那别扭，不但他自己讲得费劲，别人听得也难受。有个笑话是讽刺广东人讲官话的。那笑话说，一个广东人到北京的餐馆吃饭，问：“小，饺多少钱一碗？”结果服务员听成了“睡觉多少钱一晚”便愤怒地骂了一声“氓”没想到这个广东人的普通话平实在太差，竟兴地说：“六？两碗啦！”此外，四川人讲普通话也比较困难，自然能不讲，就不讲。其他地方人，讲不好或讲不来的也大有人在。所以，他们讲方言或不讲普通话，就可以原谅。再说，四川话、河南话、陕西话等等都不算太难懂，而广东人无论说“官话”（普通话）还是说“白话”（广州话）反正都一样难听，也就无所谓。

北京人和广州人也都多少有看不起外地人。不过，北京人，尤其是新北京人，一般都不大喜使用”外地人“这个概念，而更多地是称他们为”地方上“。这当然盖因北京位居”中央“，乃”首善之区“故。北京既然是”中央“，则北京人，也就当然地成了”中央的人“。”中央“要什么风，首先就会到北京人那里，而北京人当然也就”得风气之先“，至少也会听到许多外地人不足与闻的”小消息“。这就足以让北京人对”地方上“持一”居临下“的态度。要言之，北京人的”派“，主要是一政治上的优越，并不带社区优越的质。所以，北京人一旦长期离开了北京，多半就不再有什么优越，反倒会因为他们的豪大度，而和当地人”打成一片“。

然而上海人对此似乎无动于衷。他们似乎并未然大怒，群起而攻之，就像当年扬州人攻击易君左的《闲话扬州》一样。当然，对于外地人的非难，上海人心里是不服气的：你们只知说上海人明、小气，但你们知不知我们上海人住得有多挤？一家几挤在一间房里，桶旁边要吃饭的，不明不小气怎么办？我们上海人生活规矩、结，又不笨，谁也没有我们上海人对新中国建设的贡献大，凭什么该住这么挤？不过，这些话，上海人也只是私下里嘀咕，并不公开说来。上海人似乎本无意于和别人争个是非低，辩个你死我活。外地人对上海和上海人褒也好，贬也好，上海人都不会在乎。最后落了下风的，还是外地人。

二、上海人与上海滩

所以，上海人在外地，可能会比他们在上海还更讲上海话。在上海，他们反倒有时是讲讲普通话的，因为那是一“有文化”的表现。但到了外地，尤其是五湖四海云集、三教九混杂的地方（如火车上或旅游区），他们就一定要讲上海话。因为他们不能容忍当地人不加区别地把他们混同于一般的“外地人”也不能容忍别的外地人不加区别地把他们“引为同类”当然更不能容忍其他上海人把自己也看成了“外地人”因此，只要有一个上海人开了，其他上海人便会立即响应，兴奋而烈地大讲其上海话。这心态，老实说，已成为上海人一“集文化无意识”以至于连他们自己，也不会觉得是“故意的”

但在外地人看来，这就是“故意的”你们上海人不是很“文雅”不是很“秀气”不是连吃东西，都只吃“一”怎么说起上海话来，就一也不“文雅”一也不“秀气”不只说“一”就拉倒还不是为了向世界向别人宣布你们是“上海人”！

这正是外地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也是我们着力要清的问题。

广州人同样也不大使用”外地人“的概念，而往往称他们为”北方人“或”内地人“。其使用范围，包括”五岭“以北的所有地区，当然也包括上海与北京。显然，这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其次是一个文化概念。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广州人显然是不会把他们的广东老乡也纳其范围之中的。也就是说，他们更看重的是文化的认同，而非等级的卑。更何况，称外地人为”内地人“，岂非自认”边鄙“？可见，这一概念，并无文化歧视的意味在内，甚至多少还有自惭形秽。只不过，这些年来，广东较之内地，大大地富起来于是，广东人嘴里的”内地人“或”北方人“，就多少有些相当于”穷人“的意思。总之，广州人或广东人的”靓“，主要是经济上的优越，也不带社区优越的质。

上海人就不一样他们语言能力都比较（上海的英语平普遍于其他城市，就是证明），除浦东土著外，差不多个个都会说普通话。即便说得不太标准，也决不会像广东人说官话那么难听，甚至可能还别有韵味。有此能力的还有厦门人，也是个个都会说国语。会说而不说，当然是“故意”的（闽南人语言能力又较上海人为低，则故意程度也略低）。何况，上海话和闽南话（厦门方言）又是中国最难懂的几方言之一。当着外地人讲这谁也不懂的“鬼话”、“鸟语”不是存心不让人听、不把别人放在里，又是什么？

用”外地人“这个词来”骂人“（其实不过是不大看得起罢了），这在全国可是绝无仅有。上海以外的其他地方，当然也有本地人外地人的说法。但那多半只是表明一事实，不带情彩，也不带价值判断，多有远近亲疏之别罢也就是说，他们可能疏远外地人，却一般不会鄙视外地人。即便鄙视，也只是鄙视某些外地人（比如武汉人之鄙视河南人），不会鄙视”一切“外地人，更不会把所有的外地人都看作低能儿或冤大，看作不可与言的”低等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