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通，发言权威，总能得风气之先，居全国之首。北京的学术界，不能不优秀。事实上，中国最权威的学术成果出在北京，中国最杰出的学术人才出在北京“五四”以来一直被全国视为楷模的学术传统也出在北京。

然而，北京的学术界并不是世外桃源。它同样未能免俗地有着官气和痞气。

鲁迅先生说过：“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京派”与“海派”》）所以，北京学术界历来就有“近官”甚至“进官”的传统，而于今尤甚。如果说，过去北京学术界尚有“高士”那么，时下则颇多一官迷”表现之一，便是特别热衷于操作各类学会协会。为学术交流故，成立学会，展开讨论，从来就是必要的。可惜，不少人的心思，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的做法，也“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沛公”者何？学会协会中会长理事之类“一官半职”是也。先师吴林伯教授曾总结概括各类学术讨论会的四项任务，曰“封官、办刊、会餐、爬山”于是它便往往变成一种为少数人蟾宫折桂提供舞台，为多数人公费旅游提供机会的活动。所以，每到学会换届之时，你便总能听到一些喊喊喳喳的声音，看见一些上窜下跳的影子，而这些声音和影子，又多有京味。当然，说有此念头的只是北京学人，是冤枉的；说北京学人只有这种念头，也是冤枉的。他们的标的，可能并非区区理事，而是“学界的领袖地位或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凌宇（从“京派”与“海派”之争说起））。

我十分赞成学者科学家参政议政，甚至并不反对“学而优则仕”官总要有人做。做官并不丢人，就像做工、种田、教书、做买卖并不丢人一样。但“在商言商。在官言官”在学就该言学，不能吃着碗里想着锅里，更不能做着学者却想着摆官谱过官瘾。然而北京学术界却真有这样的人，我就曾亲眼目睹。1997年，我在北京海淀区某民营书店里偶遇一场民间举办的作品讨论会。民间活动，又在民营书店举行，应该颇多“民气”吧？然而不，官气十足。巴掌大的一块地方，竟安排了主席、列席、与会、旁听四个区位。主席台上，依官方会议例，摆了写着姓名的牌子，几个文坛领袖、学界泰斗、社会名流仿佛登坛作法似的，严格按照左昭右穆的序列对号入座，一个秘书长之类的人物则煞有介事地宣读官腔十足的贺信贺词。说实在的，我当时真有哭笑不得的感觉。也许，会议组织者的本意是好的，是为了表示讨论会的郑重其事和对那几位头面人物的尊重，但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吓！他们竟然下作到跑到民营书店过官瘾来了，这同在街头捡烟屁股过烟瘾有什么两

当然还有更下作的。比如卖论求官、落井下石、拉帮结派、自吹自擂等等。总之是登龙有术，治学无心，因此投机取巧。见风使舵，东食西宿，朝秦暮楚。“前数日尚在追赶时髦，鼓吹西方当代文学思潮，数日后即摇身一变，大张批判旗帜，俨乎东方真理之斗士”（凌宇《从“京派”与“海派”之争说起》）；或者东拼西凑抄抄剪剪炮制“巨著”被人发现硬伤又厚着脸皮死不认账，还要倒打一耙。这就不是官气，而是痞气这些毛病，自然并非北京学术界的“专利”但，似以北京为尤甚。

北京学术界的这种毛病，说到底，就是浮躁之气。

许多人都发现，现在的北京人，已经少了许多儒雅，多了几分粗俗；少了许多平和，多了几分浮躁。就拿和龙应台“吵架”的那个“着汗衫的年轻胖子”来说，人家不过是用带上海腔的普通话叫了一声“同志”就大为光火，挑衅地问：“称呼谁呀？谁是同志呀！”犯得着

如果说粗俗多见于市井，那么，浮躁便多见于学界。早就有人指出：浮躁，或者说，表面化、轻浮、躁动，是八九十年代京师文化的特征。浮躁之风改变了北京学术界风气。一些人急于成名，大部头的一专著一频频问世，但只要轻轻一拧，那水分就会像打开了自来水龙头一样哗哗往外流。一些人热衷于当“主编”实际上不过是邀集些”枪手”或招集些学生“编辑”（实为拼凑）有“卖点”的“丛书”另一些人则被各种飞扬浮躁的东西冲昏了头脑“项目、资金、论著量、引用量等形式化指标满天飞，取代了对真正学术目标的追求，真正关心人类命运、宇宙本质和学术真理的头脑为浮躁的学风压倒”（郑刚《岭南文化的风格》）。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信守“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准则，只知道北京的学术舞台上隔三差五就有闹剧开场，隔三差五就有新星升起。新名词、新概念、新口号、新主张、新提法被频繁地制造出来，然后迅速推向全国，而外省那些做梦也想“跑步进京”的风派学人们，则趋之惟恐不及。但如果我们对这些年北京学术界张扬的种种新名词、新概念、新口号、新主张、新提法一一推敲一遍，便不难发现其中固然有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同时也不乏哗众取宠标新立异。一些新名词、新概念、新口号、新主张、新提法，其实不提也罢，并不妨碍学术研究的深入进行。甚至可以说，某些新名词、新概念、新口号、新主张、新提法，根本就没有多少新内容，只不过把赵丽蓉变成了“麻辣鸡丝”或者像北京某学人那样把孟子（Mencius）译成了“门修斯”相反，倒是一些老名词、老概念、老口号、老主张、老提法，很需要有人进行一番认真的清理，因为它们几乎从来没有真正弄清过。但没有人来做这种工作。因为做这种工作出不了风头出不了名，与“学界的领袖地位或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也没什么关系。

看来，北京学术界由平和而浮躁，并非完全因为这座城市变化太多太大太快所致，而是这座城市原本就有的官气和痞气在作祟。就拿前面提到的由一追赶时髦，鼓吹西方当代文学思潮”一变而为“大张批判旗帜，俨乎东方真理之斗士”来说，就决非胆小怕事或见风使舵，而是认准了一条道儿：“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新京派”为什么有点像“老海派”“海派文化与京派文化的反置”确乎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而且也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比如顾晓鸣在《上海文化》1995年第1期上发表的文章便是以此为题的。所谓“反置”表现在学界，大约也就是北京学人变得浮躁，有些哗众取宠；上海学人则相对沉稳，显得治学严谨。不过，在我看来，那其实不过是一块硬币掉了个面而已。骨子里透出的，还是这两座城市固有的文化性格。正如杨东平所说，上海学人在研讨会上发言讲话极有分寸，就“不仅是为了政治保险，有时也是怕自己的观点被别人剽窃”《城市季风》）。这显然是上海人特有的那种谨慎，即商业社会中人不想在政治上惹是生非和不愿泄露商业机密的习惯所致。北京的学人则相反。他们当惯了中心当惯了老大，习惯了“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号令一出，天下披靡”因此一旦“群雄割据，诸侯林立”风光不再，众望不归，便不免失落。而一些新进人物又功利心切，急于“崭露头角”巴不得“立竿见影”失落感加功利心，就使得他们不甘寂寞，急于重建中心地位和正统地位。这就要制造热点，制造话题，制造明星人物，制造轰动效应，甚至不惜为此动用当年的“海派手法”所谓“新京派像老海派”原因便在于此。但，在京者近官意在名，没海者近商意在利“新京派”并变不成“老海派”更何况，老海派除“商业竞卖”之外，毕竟还有“名士才情”是“名士才情一再加“商业竞卖”新京派却是犯商业竞卖”再加“政治投机”一点才情和趣味都没有的。

九、我爱北京

说了不少北京人的“坏话”好像挺不喜欢北京。其实，我爱北京。

我爱北京，这是许多中国人都会说的话。中国人对北京和上海这两座城市的态度也是微妙的。我们会说“我爱北京”却不大会说“我爱上海”只会说“我喜欢上海”说“我爱上海”说的人别扭，听的人也别扭。说“我爱北京”说的人顺口，听的人也顺耳。

这当然首先因为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同时也因为北京是中国人的根，是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象征。爱北京，也就是爱中国，爱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