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真是到了王朝的末日。因为这不但与他们标榜的德原则（比如勤政民、廉明清正、克己奉公）相悖，也会从本上损害统治集团的长远利益。大面积大规模的典型腐败，会造成国库空虚，民生凋敝，社会动，天怒人怨，最终动摇国本。这是稍有光的统治者所不愿看到并必须竭力阻止的。

能够容忍的也就是非典型腐败。第一，既然是非典型腐败，就不会那么骇人听闻，直接危害也不那么大。第二，帝国虽然严禁官员结党营私，却也希望他们诚团结，这就不能反对他们的往来。再说，如果连请客吃饭、节令送礼也要禁止，似乎也不近人情。第三，朝廷心里很清楚，发给官员的那微薄的俸禄其实不够养家糊，不让他们多少盘剥一下百姓，收受一礼金，就没法过日。第四，谁都知权力是可以赎买的，也都知权力的赎买是当官的好之一。不让官员们享受一这好，就很难调动他们的积极，也不大讲得过去。只不过，要把握一个度，也要有个规矩，还得有个说法。

官是本位，官场是榜样，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官场上既然盛行请客送礼，盛行收受红包，盛行非典型腐败，民间自然要“见贤思齐”努力效仿。因为民间是一权力都没有的，或者只有微不足的一权力（比如老可以打儿）。就连这么一权力，也要受制于官方。在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里，没有权力就寸步难行。因此民间比官场更需要赎买权力。在这方面，中国的老百姓大都无师自通。我们毕竟是一个讲究礼数的国度，请客送礼从来就是每个人必修的功课。“千里送鹅，礼轻情义重”这理谁都知。现在要的，只不过把“鹅”换成“红包”而已。

说法是现成的。炭敬、冰敬、别敬、门敬，都很动听，很有人情味。定规矩也用不着皇上心，官员们自己会去。官场从来就是一个讲规矩的地方。这些规矩倒未必就是什么“潜规则”有的也是“显规则”比如见了长官如何行礼，如何称呼，如何应答，如何站，如何坐，谁坐上面，谁坐下面，谁坐左边，谁坐右边，谁走前面，谁走后面等等。官场的第一步，就是学习这些规矩，否则就会遭人耻笑，甚至难以立足。俗话说，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官场最讲究的恰恰就是“方圆”因为帝国奉行的是理治国的原则。讲理，就是讲规则、讲等级、讲秩序。如果官场上都“语无次”则其奈天下苍生何？

现在我们已经大致上清非典型腐败的来龙去脉了——腐败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权力可以赎买；非典型腐败之所以盛行，是因为权力的赎买成了习惯；权力的赎买之所以成了习惯，是因为社会生活中到都是权力关系；社会生活中之所以到都是权力关系，则因为我们有两千多年专制主义传统，有两千多年权力社会历史，以及两千多年来由这个制度和这社会培养造就的文化心理和行为习惯，即国民。尽现在已不再是帝国的时代，但任何一个新制度，都无法割断它和旧制度在文化上的联系，总会多少接受一些诸如此类的“文化遗产”任何运动着的事都有它的惯。百足之虫，尚且死而不僵，何况是千年之病毒？自然难免沉渣泛起，死灰复燃。好在自辛亥革命以后，帝国制度已一命归西。除昙一现的洪宪称帝和张勋复辟以外，无论是谁执政，也无论是大陆、台湾，还是港澳，都赞成民主，反对专制，赞成共和，反对君主或君宪。这是两岸和平统一的政治基础，也是治腐败的政治基础。因此，非典型腐败既不是什么疑难杂症，也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只不过治疗期会比较长，而且还要对症下药。

所谓“对症下药”也无非是两条。一是杜绝权力的赎买，二是将权力社会改造为非权力社会。也就是说，不能让可赎买的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不能让原本通过正常渠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也要行权力的赎买，不能让一些原本正常的人际往也有权力赎买的质，不能让权力的赎买成为人们的习惯。这当然都非一日之功，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有些事也可以先起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淡化权力关系和权力意识。比如由政府行政门组织和主持的各类学术评审（评奖、评职称、评博导、评博士、评重学科、评国家社科基金）就应该尽快取消。关于这一，我另有文章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更何况，官场是个权力场，每个人都怀利，极杀伤力。倘无游戏规则，顿时就会尸横遍野。所以官场和江湖一样，都是最讲规矩的地方。这其实也是许多人，包括一些主张廉政的皇帝和清官也不得不对非典型腐败网开一面的原因之一。因为有红包这个“剂”官场上会减少许多。更何况这些“剂”还颇有人情味，更能化解不少矛盾。这是有利于整个官僚集团的稳定的。稳定压倒一切。由此产生的副作用，就只好以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