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未免太有戏剧，因此只能视为小说家言，姑妄听之。但王安石变法的不得人心却是事实，最后背着扰民和聚敛的恶名走向惨败也是必然。但这结果，又实在未免太悲剧，不但宋神宗和王安石想不通，我们也想不通。

王安石的一意孤行得他众叛亲离。朝中那些大臣，有的原本是他的靠山，如韩维、吕公著；有的原本是他的荐主，如文彦博、欧修；有的原本是他的领导，如富弼、韩琦；有的原本是他的朋友，如范镇、司光。但因为不同意他的一些法，便遭到不遗余力的排斥。司光于朋友情分，三次写信予以劝谏，希望他能听听不同意见，王安石则是看见一条驳一条。如此执迷不悟，司光只好和他分扬镳。

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实在是不佳，甚至与他的初衷背而驰。新法的本意，是民富国，结果却是民怨沸腾，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情。就连一个被王安石奖掖提的看守城门的小官郑侠，也在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画了一张《民图》呈天御览。郑侠同时还附了一奏疏，说微臣在城门上，天天看见为变法所苦的平民百姓扶携，质妻鬻，斩桑拆屋，横死街，实在是忍无可忍。因此恳请皇上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而且郑侠还赌咒发誓，说如果废除新法之后十日之内不下雨，请将臣斩首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并非如此。

前面说过，司光他们原本也是改革派，只不过和王安石相比，他们更看重效果而已。实际上北宋时期的旧党和晚清时期的徐桐、刚毅之本就不可同日而语。后者是真正的腐朽愚昧，前者却是明白人。正因为是明白人，就不能只图一时痛快，不考虑实际效果。可以肯定地说，对于帝国和王朝的弊病，司光比王安石看得更清楚、更透彻。这是他主张渐式改革的原因所在。不要以为变法就好。有好的变法，有不好的变法。前者生国富民，后者导致国破家亡。而一改革究竟是好是坏，也不能只看动机，得看效果。

这一事件让神宗大为震惊。据说他观图以后心如刀绞，一夜不眠，两太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甚至声泪俱下地说“安石天下”这不能不让皇帝动心。毕竟，天下大旱已整整十个月，难真是新法得天怒人怨？于是下诏暂停青苗、免税、方田、保甲八项新法。诏下三日之后，天降大雨，旱情立解。

的确，王安石的变法有独断专行不计后果的特征。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开封知府韩维报告说，境内民众为了规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断腕者”宋神宗问王安石，王安石不屑一顾地回答说：这事靠不住。就算靠得住，也没什么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况老百姓！这话连神宗听了都觉得过分，便委婉地说：“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但王安石显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就连士大夫的意见，也都是可以不予理睬的，什么民意民心之类，就更加无足挂齿！即便民众的利益受到一些损失，那也只是改革的成本。这些成本是必须付的，因此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有此信念，他理直气壮，他信心百倍，他无所畏惧。

那么，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难他的新法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