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迟早要削藩，那么“长痛不如短痛”既然决心要削藩，那就不能“吃柿专拣的”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吴王都首当其冲。只有把吴楚这两个最最大最的王国压下去，其他诸侯才会就范。所以，晁错的话——“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真不如改成“反之亦削，不反亦削”总之是要拿他开刀，没什么冤不冤的。

00其实，就算吴王刘濞是冤枉的，这个冤大也只好由他来当。因为削减藩国领地，削弱诸侯势力，最终取消封建制的藩国，将“半封建半郡县”的“郡国制”变成彻底的“郡县制”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而郡县与封国并行的“郡国制”则是新旧两制度讨价还价和政治妥协的结果，是汉代统治集团在建国之初的权宜之计。而且，这不不类的制度给西汉统治集团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不是异姓王造反，就是同姓王叛。柳宗元在他的《封建论》里就说了这个问题。柳宗元说，公元前201年，韩王信反。祖前往平叛，被困七天。这就是“困平城”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反，祖又前往平叛，被矢所中，一命呜呼。这是“病矢”此后，惠帝刘盈，文帝刘恒，景帝刘启“陵迟（衰微）不救者三代”相反，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却充分地现它的优越。秦末天下大，然而“有叛人而无叛吏”（有起来叛逆的民众却没有起来叛逆的官员）。汉初天下大，然而“有叛国而无叛郡”（有起来叛逆的封国却没有起来叛逆的郡县）。中唐天下大，然而“有叛将而无叛州”（有起来叛逆的将领却没有起来叛逆的州府）。历史证明，郡县制是有利于帝国之长治久安的。

这当然也不是一依据都没有。比如前面提到的邓公，就说过“吴王为反数十年矣”的话。吴王自己，也说他“节衣之用，积金钱，修兵革，聚谷，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但这也只是一说，而且都是事后说的。事实上，吴王造反，事前并无证据。“七国之”平定后，政府军在他们那里也没找到什么“大规模杀伤武”相反，《史记》、《汉书》都说“吴王濞恐削地无已，因以此发谋，举事”或者“吴王恐削地无已，因发谋举事”即都认为吴王的造反是削藩来的，也可以说是“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至于晁错弹劾楚王和胶西王的那些事，比如楚王在太后丧期搞女人，胶西王卖了官爵，也都不能说是“罪大恶极”当然，晁错是御史大夫（副总理兼监察长），弹劾这些诸侯是他分内的工作。但如果以此作为削藩的理由，那就是找岔了。

必反的前提下的。那么，吴王他们果真要反吗？

不过，吴王不反，不等于别人不反；此刻不反，不等于将来不反；刘濞本人不反，不等于他的儿孙不反。曹没有篡位，曹丕不是篡了？朱元璋一死，燕王朱棣不就反了？而且号也是“清君侧”当然，曹丕也好，朱棣也好，都是后来的事，我们不能据此反推刘濞或他的儿孙也是要造反的。但诸侯坐大，对于皇权确实是威胁，曹丕和朱棣就是证明。所以，站在帝国的立场，削藩确实是对的。如果任由诸侯拥兵自重，造反的事就迟早会要发生。我们不能不佩服晁错的谋远虑。

何况，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言：“据当日的观念，造反不一定要有存心叛变的证据，只要有叛变的能力也可以算数。”（《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何况刘濞不但有能力，也有形迹，比如靠着财大气，广散钱财，招兵买，笼络人心，而且专门招募那些亡命之徒。这不是想造反又是什么呢？汉景帝也说，吴王大力发展铸铜和煮盐产业（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用这些收来引人才（诱天下豪杰），一大把年纪了还公然造反（白举事），如果没有万无一失的准备，会来吗（此计不百全，岂发乎）？所以，灭吴，也不算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