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白区工作的党员倍加折磨，造成严重后果。

雷英夫从重庆回来，自然不能幸免。康生把他列入黑名单。康生有句口头禅，在延安就出了名，到“文化革命”中就更是尽人皆知了：“我一看某某就像个特务！”

对雷英夫的审查开始了。因为他正在叶剑英身边工作，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所以康生不能不向周恩来、叶剑英打招呼。“这个雷英夫我一眼就看出他不是好人，准是国民党特务！是个战略特务！”康生两只眼在眼镜片后面闪着黑森森的波光。

“不可能嘛。”周恩来解释“我们在重庆，好多机要工作都是雷英夫操办的，没出什么差错。他要是特务，我们还活得成吗？”

“你不耍胡来，”叶剑英火气要大些，语气也硬得多“这么搞就乱了！”

“他是三八式。”康生不紧不慢地说着，声音不高却又冷又硬“是不是特务，社会部会审查清楚的。”

延安“抢救”运动中，三八式干部是“抢救”重点，不被抢救的极少。尤其是四川党组织在1938年受王明右倾思想影响，这是工作中的缺点，发展党员降低标准，怎么成为打叛徒特务的依据呢？何况雷英夫并不是在四川入党。

雷英夫受到严厉审查。若不是周恩来、叶剑英讲过话，他可能免不了受严刑逼供。虽无皮肉之苦，精神上的痛苦却很大。

滕代运知道了这件事。他懂得怎么对付康生，他要帮助雷英夫过关。

“康生同志，雷英夫可是在叶剑英身边工作的人。”滕代远一本正经提醒。

“我知道。”康生毫不在意。

“他是周副主席带来叶参座的人。”滕代远耷拉着眼皮继续提醒。

“我知道。”康生语气里露出不耐烦。

滕代远忽然伸出右手食指，在康生鼻子下方朝他心口窝的方向戳两下，煞有介事地压低了声音：“康生你要注意，他是毛主席推荐的人，主席向恩来推荐给叶参座，你——”

“这我可不知道啊！”康生一下子沉不住气，脱口便叫出声。滕代远深奥莫测地一笑了之。康生明知受了戏弄，也不好发作，赶紧找有关人员宣布：“雷英夫的问题全审清了，不要再搞了。”

斯大林犯了大错，杜鲁门也犯了大错，只有毛泽东最高明

1950年8月的一天。

在中南海居仁堂，进门楼沿一条小径向里去，左侧是彭德怀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右侧有一排戒备森严的平房，被人称为“白虎节堂”进中南海难，进“白虎节堂”更难。这里是总参作战室。

作战室里，大方桌上，玻璃板下压了军事地图。墙壁上也挂满了地图和各种表册资料。几名参谋翻阅资料，研究军事地图，偶尔议论几句，气氛肃穆而紧张。

雷英夫拿了一支粗大的红蓝铅笔，轻轻在左手心上敲，凝望地图沉思默想。双眉时而凝聚，时而高扬，迅即又沉落下来。

他现在已经是作战室主任。抗战胜利后，他做周恩来的随从参谋到重庆。停战协议签订后，随叶剑英到北京参加执行部工作。内战全面爆发，他要求上前线，叶剑英说：“那好，有个条件，要随叫随到不能讲价钱。”1949年底，周恩来发电报调他进京，做了总理办公室军事参谋兼总参作战室主任。

现在，他凝神注视的地图，不是西藏地区，不是新疆地区，不是云贵川，也不是东南沿海各岛屿，尽管那里麻烦事情很多…

他看的是与东北毗连的朝鲜半岛。

是什么原因使他这样专注地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朝鲜半岛？是各种情报还是战争局势？人民军已经打到洛东江，釜山似乎指日可下。金日成发表文告，报纸社论也宣布八月份是朝鲜人民取得彻底胜利的一个月份，也许正因为形势好，对形势的估计更好，甚至是“太好”了，他本能地产生了担忧和疑虑。这是真正军人的本能。

参谋们也是一样的感觉，议论声不时传人耳来：“主力全调到了釜山三角洲，后方全空了…”

“驻日本的这两个师显然是预备队，可是至今未动。”

“朝鲜的地形很不利啊，像个冬瓜…”

雷英夫霍然一惊，脑海里蓦地跳出一副画面：那是北京售货员卖冬瓜，举起刀向冬瓜猛力切下，一刀两断，拿起半截上了秤。

“哈里曼和沃尔特斯已经到了东京吗？”雷英夫急切地问。

“昨天已经到达。”有人回答。

艾夫里尔·哈里曼是美国杜鲁门总统的顾问，弗农·沃尔特斯是哈里曼的军事助手。

“看来，美国人是要有大的阴谋和行动了。”雷英夫不无忧虑地皱起眉，手中那支粗大的红蓝铅笔在面前摆一下“我们一起讨论讨论，把情况汇总一下，摆出几条来，看看他们可能干什么？”

几乎就是在同一天，美国驻日本大使馆的餐厅里，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刚刚吃过早饭，这位七十岁的将军用餐巾擦擦手，用贵族的姿态将餐巾向餐桌上轻轻一放，两眼望定了哈里曼。

这位总统顾问也丢下了餐巾，将身体朝椅背上靠去，像是要等待什么重大事件的发生。

“我不相信像美国这样一个大国，竟不能满足我微不足道的军需补给的要求。”麦克阿瑟毫不掩饰他的怨愤。在美国的领导人物中，再没有谁能够像麦克阿瑟与杜鲁门那样互相厌恶的了。杜鲁门曾诅咒：“二次世界大战怎么没叫麦克阿瑟当烈士呢！”麦克阿瑟也一直指责杜鲁门“忽视亚洲”

“告诉总统，”麦克阿瑟用一种骄矜自信的大口气说：“如果他能满足我这微不足道的要求，我就在9月15日涨潮时在仁川登陆，以这次登陆为铁锤，以第八军为铁砧，把北朝鲜军队砸得粉碎！”

哈里曼怔怔地望着麦克阿瑟，半晌没作声。

沃尔特斯事后曾说：“当时，我脖子后面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在居仁堂总参作战室内，紧张的分析研究延续到下午，终于告一段落。

意见归纳出六条，结论也已经产生，而且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然而，这意见只是禁闭于作战室的文件里，约束在作战室的参谋之间。

要不要让这意见走出作战室？

雷英夫望一眼门外戒备森严的卫兵，开始在屋里踱步。他犹豫，越犹豫越禁不住要反复思考作战室讨论的意见。

这种犹豫是有历史和传统的原因的。

从红军时期开始，决定战略战术的是统帅人物，设谋、划策、直到具体指挥作战，都是统帅和指挥官完成，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更是如此，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大军事家、大策略家，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无论战略还是具体战役上的决策都是由他作出。解放战争时期雷英夫到部队去作战，不在统帅身边。跟随毛泽东、周恩来转战到陕北的军事参谋张清华向他介绍，无论西北战场，还是全国各战区各战场，都是由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作出决策并实施指挥。参谋人员只为决策提供情况和意见，做一些具体技术工作，比如收发电文、统计数字、整理资料等。

“参谋人贝从未参与过决策指挥。”张清华作证说。

现在形势在发展，总参谋部有所扩大，也不过二十来个人，作战室的意见一提出，就意味着将开始参与决策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