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人们拉拉扯扯抢他的票时，他忽然有一种得意，多年以前的感觉又回来了：被大家簇拥着，被大家强烈地需要着。

他很激动，这种感觉还要去找一找，就又去电影院，从此他就形成一个习惯：一有票子比较抢手的电影，他就早早去排队，买了很多票，再平价卖给别人。时间长了，引起了人家的注意，都知道这边有个票贩子，结果他就被警察抓住了，抓住阁却发现他是平价出让，并没有谋利，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自然是什么也说不出来。这是一个小人物的悲剧，他低贱地去实现卑微的个人价值，结果却是失败。再要提到的是陈世旭的小说《小镇上的将军》。它写一个地处偏远的小镇，镇上生活着许多小手工业者，做裁缝的、剃头的、打铁的、拉车的，他们过着一种刚够温饱、庸庸碌碌、自得其乐的生活。文革中，镇旁边的秃山上造起了一座房子，一个被贬职的将军来到了此地。将军到了小镇，开始度他的流放生活，他常常在街上走来走去，向小镇人提些出人意料的问题：“这路那么泥泞，一下雨就不能走，你们为什么不修两条水泥路呢？”“你们为什么不把河里的淤泥清一清呢？”他的问题使他们意识到他们生活现状的不令人满意，开始想到是不是应该将事情改变改变。将军的出现给小镇带来新的气象，将小镇的居民从麻木的状态下唤醒。他们本来觉得一切都挺好，日子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往下过，将军却给他们提出了更高的生活理想，并且自己也参与了建设理想生活的行动，小镇上居民的人生观由此走出停滞的状态。在将军受迫害而死的时候，小镇人以他们前所未有的正义气势和崇高感情，为将军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葬礼，这个葬礼使小镇人的精神得到升华。这个故事也是讲人的价值实现，但这个人的价值要比前面那个老工人崇高，他可算得上一个英雄，它写了一个英雄，在芸芸众生之中依然不放弃崇高的立场竿追求，并以全力唤起良知的觉醒，在逆境里实现了他的人生理想。再要举的就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小镇上的将军的人生价值是体现在客观世界里的，而约翰·克利斯朵夫要实现的人生价值则是在一个虚无的境界里。小镇上的将军所实现的人生价值是可视可闻的，他领导修的路，清的河，他唤起的民心，都是实有的存在，而罗曼·罗兰赋予克利斯朵夫的理想，音乐，却抓不住，看不见，是灵魂的寄宿地。我在分析《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时候，就特别强调过，作者交给音乐的任务是很重大的，他是将它作为灵界的人间名称。一个实体的人却要在虚幻的世界里实现他的价值，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将经过如何艰难险阻的跋涉？我举这三个例子，是想告诉大家在人生价值的实现上有哪些阶梯。

再举一组作品，目前挺时髦的题目，就是关于女性主义。第一个是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写的是年轻女性流苏，离婚回到娘家，和兄嫂姐妹住在一起，开始身边还有些钱贴补家用，给些小恩小馆，后来钱用得差不多了，大家更觉得她多余。这时，有替她堂妹介绍对象的，那男的却对流苏有了兴趣，流苏尽管知道那是个花花公子，但也顾不了许多了。这两人都是世故的男女，动着心机谈恋爱，那男的又想要流苏，又不想失去自由，迟迟不谈婚姻，流苏则只能亦退亦守，伺机进逼，两人正胶着在同居的状态，恰该碰上太平洋战争，香港失陷，相依为命的患难日子，终于成全了他们这对夫妇。流苏是不自觉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是为环境所迫，不得不为之，她孤身一人和男性作战，竭力制服对手，而矛盾的是，她所要争取的，其实就是对男性的更牢固可靠的依附。也因为这个最终目的，她不得不和女性为敌，周围的女性都是她胜利的威胁，有可能与她争夺战利品，她必须把她的敌人扫清。于是，她最终是彻底排除了她的同性，将自己更牢不可破的契进从属男性的位置。第二个例子，是张洁的小说《方舟》。小说中的3个女性，都是不同程度上受过男性侵害的，从婚姻中撤退出来的单身女人。她们自己租了套房子，3个人在一起相依为命、相濡以沫的生活。她们和流苏的不一样在于，她们要把自己塑造成一种能够脱离男性，和男性竞争，在社会上平等生存的一种女性。流苏自强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男性生活里的位置，一个受供养的位置，而到了《方舟》，她们是要把自己变成了和男性同类的人。流苏所做的自强实际上是把女性的被男性需要的东面扩张，然后去和男性交换自己的利益。《方舟》里的她们则拒绝扩张这种供男性享受的东西，她们所扩张的是和男性同样的立足的素质。然而，她们却没有意识到，当她们极力将自己推到和男性同一起跑线上去的时候，她们因为违反自己性别的努力搞得筋疲力尽，碰得遍体鳞伤，只能互相添着伤口的时候，这个世界并没有因为她们的参加有所改变，相反，却因为她们的取消女性性别更为坚固的男性化，她们的努力实质上是承认了这个世界的男性主宰权。然后我要提到美国黑人女作家的长篇小说《紫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