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差别，人的询问总应该是一步深人一步。

我再要提到别的门类的东西，比如杨丽萍的舞蹈。那年夏天，这个云南的舞蹈家到上海来演出，使我感到非常震惊，她使我震惊的是她对世界的看法，与我们汉族人有着根本的区别。比如我们汉族人表现下雨，一定是拿把伞跪拿个斗笠，表示我们人在雨中的情形，可杨丽萍不是，她用人来表现雨，人就是雨，最后她才把斗笠戴起来，变成人，走进雨里去了。她表现火，不是表现人在火里或者人在火旁边的景象，她本身就是火。她表现月光，她则是月光的受体影子。她不是表现人和自然的关系，而是表现自然的本身。我真是有种绝望，我们这种人总归是回不到自然去了，我们老是说回归自然，这口号正说明我们和自然的距离，而杨丽萍却是和自然一体的，她和自然合二为一，是个非常整体性的存在。这种自然人的境界，也许只有像杨丽萍这样，在远离文明社会的偏远地区生长的孩子，才有可能生而俱来，它不可能是后天形成的。也因此，我很难在小说中找到这样的自然的境界，因为小说的材料本身就是文明的形式，不像舞蹈和音乐，它们的起源是在人的初民时期，比较接近人的自然性。现在才能提到小说，就是王蒙的《蝴蝶》。它写的是一个老干部从理念的生活回到感性的生活里去的经历。这个老革命。的妻子，是他进城后结识的一个女学生，是个非常有天性的女性，她对孩子、对丈夫、对家庭，充满了来自天性的热爱，但是这些感情都被她当官的丈夫忽略甚至扑灭了，他觉得这种感情是没有太大价值的，是私人化的，应当从属于广阔远大的社会生活，就是他所服务的那种生活，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办公室里，从早到晚电话响，然后坐着车，跑来跑去，没日没夜。忙什么呢？到某地开会动员，制定生产指标，统计完成数字，就是这样一个由报表、数字、会议的报告，秘书的电话组成的世界，生活就是通过这些抽象的东西传达给他，渐渐的，他便失去了对真实的生活的感受能力。妻子与他的隔阂越来越远，终于和他离婚，他又重新结了婚。到了文革，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他被打倒，孩子同他划清界限，妻子改弦易张，他被放逐到农村，成了一个老农民。然而，就是在这场钙劫之中，他不期然地进入了真实的生活，重新发现了自己。徒步走路爬山，他感觉到自己的脚，站在公路旁边看着小汽车开过去，发现了自己的眼睛，他烧饭，发现了自己的手，他接受帮助或者遭人拒绝，发现了自己的感情，他所有的感官都回来了，自己能感觉自己的心跳，自己肌体的活力。但是事情没有到此为止，四人帮打倒后，他又官复原职，回到报表、数字、工作报告的生活里，他非常怀念原来那种感性的生活，于是他自己搞了一次活动，没带秘书也没带小车，徒步回到他下乡的地方。一路上，他忽然发现，在这个人力已经参与改造的世界上，如果完全不带有一点社会性的防身武器的话，简直寸步难行，他的手和脚似乎都被缚住了，行动受到障碍：拥挤、肮脏、不讲理、买不到车票、吃不上饭，等等。一个社会人要去寻找一个完全自然的生活，也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妄想。因此当他再回到办公桌前的时候，他想的是：要把这个世界建设得更加合乎人性，他必须努力的工作。这就是王蒙和杨丽萍的不同，杨丽萍生来就是个自然人，人和山、水对她来说完全是一体的。而王蒙知道人和自然的分离，知道分离的现实不可避免，但他认为人有力量再去创造一个自然，王蒙期望的自然是经历了理性的过程，是人的自觉性所为的自然，它更具有人性的复杂性和悲剧感。而电影《霸王别姬》的人性理想却是反自然的，陈蝶衣这个人物承担了这个理想。他是个旦角，他完全把戏台上的生活当作他的生活，尽管人的命运是受着戏台下生活左右的，可他到死都不承认这一点，执着地生活在戏剧之中，毫不畏惧那种存在的虚无。他不要性别，不要爱情，他只要做一个舞台上的虞姬，当他的搭档段小楼和菊仙结婚，去过世俗生活的时候，他的愤怒和伤心不是由于失去友爱的伴侣，而是失去了那个戏台上的伴侣，他对着菊仙，满怀轻蔑问了一句“你会唱戏吗？”以为就此可将菊仙击败，可事实上，失败的是他。他永远找不到一个同伴，没有人可能始终陪伴他生活在那么一个虚无的世界里。这个虚无的世界我以为是高于自然的。

接下来我例举一组关于个人价值实现主题的小说。第一篇是陈建功的《辘轳把胡同九号》。它写一个老工人，因为历史清白，苦大仇深，被吸收进工宣队，政治地位大大上升，有一年的国庆节，他还进入中南海，参加了国宴。就此他在他所住的大杂院里成了个人物，变得不同凡响，中南海和国宴的见闻成了这院子里的一档重要节目，而他则是主角。文革结束以后，工宣队解散了，他又回到工厂，重新过他平常的日子，中南海成了一去不回的历史，而杂院里其他人的生活倒在变化，变得好起来了，比如一个旧日的格格的儿子长成人了，钱还挣得蛮多；一个穷困的臭老九竟涨了工资…相比之下，他的生活就像是倒退了。退休以后，他越发寂寞，经常怀念那段辉煌的日子，可是再没有人听他讲述中南海和国宴了，心里失落得很。有一天，他百无聊赖地去看电影，在电影院门口却被等退票的人团团包围，硬把他的电影票买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