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党给的任务是苦工？”他瓮声瓮气地说，严峻地扫视着

站在周围的人群。“弟兄们，咱们说什么也不能回城去，咱们的岗位就在这儿。要是咱

们从这儿溜走，许多人就得冻死。弟兄们，咱们赶紧干完，就可以早点回去。当逃兵，

像这个可怜虫想的那样，是咱们的思想和咱们的纪律所不容许的。”

这个码头工人不喜欢发表长篇大论，但是，就是这短短的几句话，也被刚才那个人

的声音打断了：“那么，非党非团的可以走吗？”

“可以。”潘克拉托夫斩钉截铁地说。

那个家伙穿着城里人常穿的短大衣，朝桌子挤了过来。他扔出一张小卡片，卡片像

蝙蝠一样在桌子上方翻了一个筋斗，撞在潘克拉托夫胸口上，弹了回来，立着落在桌子

上。

“这是我的团证，收回去吧，我可不为一张硬纸片卖命！”

他的后半句话被全场爆发出来的叱骂声淹没了。

“你扔掉了什么！”

“你这个出卖灵魂的家伙！”

“钻到共青团里来，想的就是升官发财！”

“把他撵出去！”

“看我们不揍你一顿，你这个传播伤寒病的虱子！”

扔团证的那个家伙低着头朝门口挤去。大家像躲避瘟神一样闪向两旁，放他过去。

他一走出去，门就呀的一声关上了。

潘克拉托夫抓起扔下的团证，伸到小油灯的火苗上。

卡片烧着了，卷了起来，变成了一个黑色的小圆筒。

森林里响了一枪。一个骑马的人迅速逃离破旧的板棚，钻进了黑漆漆的森林。人们

从学校和板棚里跑出来。有人无意中碰到一块插在门缝里的胶合板上。人们划亮火柴，

用衣服下摆挡住风，借着火光，看到胶合板上写着：

滚出车站！从哪里来的，滚回哪里去。谁敢赖着不走，就叫他脑袋开花。我们要把

你们斩尽杀绝，对谁也不留情。限明天晚上以前滚蛋。

下面的署名是：大头目切斯诺克。

切斯诺克是奥尔利克匪帮里的人物。

在丽达的房间里，桌子上放着一本没有合上的日记。

１２月２日

早晨下了第一场雪。天很冷。在楼梯上遇见维亚切斯拉夫·奥利申斯基。我们一起

走着。

“我就喜欢初雪。一派寒冬景象！多么迷人，是不是？”奥利申斯基说。

我想起了在博亚尔卡的人们，就回答他说，我对寒冬和这场雪丝毫没有好感，相反，

只觉得心里烦恼。我向他解释了原因。

“这种想法很主观。如果把您的想法引申下去，那就应该认为，比方说在战时，笑

声和一切乐观的表现都是不许可的。

但是生活里并不是这样。悲剧只发生在前线，在那里，生命常常受到死神的威胁。

然而即便在前线，也还有笑声。至于远离前线的地方，生活当然还是照旧：嬉笑、眼泪、

痛苦、欢乐、追求眼福和享受、感情的风波、爱情…”

从奥利申斯基的话中，很难听出哪句只是说着玩的。他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特派员，

一九一七年入党。他的衣着是西欧式的，胡子总是刮得光光的，身上洒点香水。他就住

在我们这幢楼中谢加尔那套房间里。晚上常常来看我。同他聊天倒挺有意思，他在巴黎

住过很长时间，知道西方的许多事情。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能够成为好朋友。因为他

首先把我看作一个女人，其次才看作一个党内同志。诚然，他并不掩饰他的意图和思想

…他在说实话上，倒是有足够的勇气…而且，他的情意也并不粗野。他善于把那番

情意表达得很漂亮。但是我并不喜欢他。

对我来说，朱赫来那种略带粗犷的朴实，比起奥利申斯基的西欧式的风雅来，不知

要亲切多少倍。

我们从博亚尔卡收到了一些简短的报告。每天铺路一百俄丈。他们把枕木直接铺在

冻土上，放在刨出来的座槽里。那里总共只有二百四十个人。第二批人员已经有一半逃

走了。环境确实很艰苦。在那样的冰天雪地里，他们往后怎么工作呢？

…杜巴瓦到普夏—沃季察去已经一个星期了。那里有七个火车头，他们只修好了

五个。其余的没有零件了。

电车公司对杜巴瓦提出了刑事诉讼，控告他带着一帮人，强行扣留从普夏—沃季察

开到城里来的全部电车。他把乘客动员下来，把铺支线用的轶轨装到车上，然后沿着城

里的电车线路把十九辆车统统开到火车站。他们得到了电车工人的全力支援。

在火车站，索洛缅卡区的一群共青团员连夜把铁轨装上了火车，杜巴瓦带着他那一

帮人把铁轨运到了博亚尔卡。

阿基姆拒绝把杜巴瓦的问题提到常委会上讨论。杜巴瓦向我们反映，电车公司的官

僚主义和拖拉作风简直不像话。他们顶多只肯给两辆车，连商量的余地也没有。可是图

夫塔却教训起杜巴瓦来：“该把游击作风扔掉了，现在再这么干，就要蹲监狱。难道不

能跟他们好好商量，非用武力不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