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讲的不过是个孩子，孩子，”他又轻蔑的补上一句。

他对历史也没有更大的兴味；科学使他厌烦，觉得象神话前面的一篇枯索无味的序：种种看不见的力替人类服务，有如那些可怕而被制服的精灵。长篇大论的解释一阵干什么呢？一个人找到了什么，只要把东西说出来，用不着说出怎样找到的。分析思想是布尔乔亚的奢侈。平民所需要的是综合，是现成的观念，不管是好的是坏的，尤其是坏的，只要能发动人实际去干；他还需要富有生机的，充满电力的现实。在爱麦虞限所认识的文学作品中，他最受感动的是雨果那种史诗式的悲愤，和那些革命演说家的乱七八糟的词藻，那不但他不大明白，连演说家本人也不是常常弄得清的。对于他，象对于他们一样，世界并非一个由许多事实连贯起来的总体，而是一片无穷尽的空间，有的是影子，也有的是闪闪的光明，黑洞里有照着阳光的巨翼飞过。奥里维白白的教他布尔乔亚的逻辑，可是没法抓住这颗存心反抗的，烦闷的灵魂；它很高兴在自己那些骚动而互相冲突的幻觉中载沉载浮，好似一个动了爱情的女人闭着眼睛听人摆布。

奥里维对这个孩子觉得又亲切又惶惑，因为一方面他和他多么接近：孤独，骄傲，对理想的热情，——一方面孩子又和他多么不同：精神的不起衡，盲目而放纵的欲望，完全不知道何谓善何谓恶的、肉欲方面的野性。关于这野性，奥里维还只看到一部分。他永远想不到有一个情欲骚动的世界在这个小朋友心中蠢动。我们布尔乔亚的隔世遗传把我们训练得太明哲了，简直不敢细看自己的内心。倘使把一个老实人的梦想，或者把一个贞洁的女人所经历的古怪的热情说出百分之一，大家就会骇而欲走。好罢，我们不能让妖魔开口，得关上铁门。但应当知道他们是存在的，在年轻的心灵中随时准备破壁而出——凡是公认为淫乱的欲念，爱麦虞限心里都有；它们会出岂不意的，象狂风一般的把他卷住；又因为他长得丑，没人理睬，所以那些欲望格外强烈。奥里维可一点不知道。在他面前，爱麦虞限觉得很难为情。奥里维的和气的气息把他感染了，这样一种生活的榜样对他有镇静的作用。孩子非常热烈的爱着奥里维。他那些被压制的情欲都变成骚乱的梦想：社会的幸福，人类的博爱，科学的奇迹，神怪的航空，幼稚而野蛮的诗意，——总之是充满着功业、滑稽、淫乐、与牺牲的世界。而他如醉如狂的意志就在那个世界中摸索。

在祖父的小棚子里，没有时间可以让他这样的出神，老头儿从早到晚的吹哨，絮聒，敲打。但梦想的机会总是有的。一个人可以站着，睁着眼睛，在一刹那间做上多少天的梦——体力的劳动，跟断断续续的思想是不冲突的。凡是内容严密而比较冗长的思想，他不经过意志的努力就不大能抓住线索；即使能够，也要错过许多关节；但有节奏的动作一有空隙，思想倒能随时插进来，形象能浮起来；肉体的有规律的举动象锅炉旁边的风箱一般，能帮助它们出现。这就是平民的思想，是熄而复燃、燃而复熄的一堆火，一股烟。但偶然有朵火花被风卷去的时候，就会把布尔乔亚充实的仓库烧起来。

奥里维把爱麦虞限荐到一家印刷所去当学徒。这是孩子的愿望；祖父也不反对：他很乐意看到孙子比他更有学问，对印刷所里的油墨也颇有敬意。这一行手艺比老手艺更辛苦；但孩子觉得在工人堆里比跟老祖父在一起更可以胡思乱想。

最舒服的是吃中饭的时间。成群结队的工人占据着阶沿上的饭桌，挤满了本区里的酒店；爱麦虞限却拐着腿躲到邻近的广场上去，靠近一座手执葡萄，作着跳舞姿势的牧神像，啃着面包和裹在池纸里的猪肉，在一群麻雀中间慢慢的体味。小小的喷泉在草地上放射雹霰似的细雨。几头宝蓝色的鸽子停在阳光底下的一株树上，睁着圆眼咕咕的叫。四周是巴黎的永远不歇的市声，车辆的隆隆声，潮水似的脚步声，街上一切熟悉的叫喊声，修补搪瓷用具的工人远远送来的轻快的芦笛声，修路工人敲击路面的锤子声，一座喷泉的庄严的歌唱声，——裹着巴黎的梦境。趴在凳上的小驼子含着满嘴的食物，并不马上咽下去，懒洋洋的出神了；他再也不觉得脊梁里的痛楚和自己的渺小，只是恍恍惚惚的非常快乐…”…明天将要照临我们的温暖的光明，正义的太阳，不是已经辉煌四射了吗？一切都这样的善，这样的美！大家富足，健康，相爱…是的，我爱着，我爱大家，大家也爱我…啊！多舒服！将来大家多舒服！…”

工厂的汽笛响了；孩子惊醒过来，咽下了嘴里的东西，在近旁的喷泉上喝了一大口水，然后弓着背，蹒蹒跚跚的回到印刷所去站在他的位置上，面对着奇妙的字母，——早晚会写出“一切都将秤过，算过，分配过”那样的句子的字母。①——

①见《旧约-但以理书》第五章。

斐伊哀老头有个老朋友叫做德罗郁，在对面开着一家兼卖杂货的文具店，橱窗里摆着玻璃缸，装着红红绿绿的糖果，没有臂没有腿的纸娃娃。两个朋友，一个在门前阶沿上，一个在棚子里，隔着街挤眉弄眼，摇头摆脑，做着各式各种的记号。有时鞋匠累了，以至于象他所说的臀部抽筋的时候，两人就远远的招呼一下，——拉-斐伊哀德尖着嗓子，德罗郁用着牛鸣似的声音，——一同到邻近的酒店里去喝一杯，一到那儿可就不急于回来了。那简直是一对话匣子。他们俩认识了快有五十年。文具店的主人在一八七一年那出戏①里也漏过脸。谁想得到呢？他表面上仅仅一个极普通的人，长得胖胖的，戴着小黑帽，穿着白色工衣，留着一簇老兵式的灰白须，迷迷惘惘的眼睛上有一丝丝的红筋，眼皮臃肿得厉害，软绵绵亮晶晶的腮帮老淌着汗，拖着一双痛风的腿，呼吸急促，说话也不大利落。但他始终保持着当年的幻象。在瑞士亡命了几年，他遇到各国的同志，特别是俄国人，使他窥到了博爱的无政府主义之美。在这一点上，他和拉-斐伊哀德意见可不同了，因为拉-斐伊哀德是老派的法国人，他心目中的自由是要用武力与专制手段去执行的。除此以外，两人都绝对相信将来必有社会革命，必有一个劳工理想国。各人崇拜一个领袖，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他身上。德罗郁拥戴育西哀，拉-斐伊哀德拥戴高加。他们滔滔不竭的辩论彼此意见的分歧点，以为共同的思想早已讲清楚了；——（干了两杯之后，他们几乎相信这共同思想已经实现了）——两人之中，鞋匠更好辩。他是凭理智而相信的，至少自命为如此：因为他的理智是怎样特殊的理智，只有天晓得！只适用于他一个人的。可是虽则在理智方面不及在靴子方面内行，他仍胆敢说他的理智对别人也一样适用。比较懒惰的文具店老板却不愿费心来证明他的信念。一个人只证明他所疑惑的事。德罗郁可并不疑惑。他那种永远乐观的脾气是依着自己的愿望来看事情的，凡是跟他的愿望不合的，他就看不见或者是忘了。不愉快的经验在他皮肤上滑过，一点不留痕迹——两人都是想入非非的老孩子，没有现实感觉，一听革命这个名词就飘飘然，仿佛那是一个可以随便编造的美丽的故事，简直弄不清它是不是有一天会实现，或者是不是目前已经实现了。他们俩对人类象对上帝一样的信仰，算是把千百年来膜拜基督的习惯转变一下。因为不用说，他们都是反对教会的——

①指巴黎公社。

妙的是文具店老板和一个热心宗教的侄女住在一起，完全受她的支配。那个深色头发，眼睛挺精神，说话又急又快，还带着很重的马赛口音的矮胖女人，是个寡妇，丈夫以前在商务部当文书。她没有财产，只有一个女孩子；母女俩被叔父收留着，但她自命不凡，差不多认为在铺子里管买卖是给了老板面子，神气活象一个失宠的王后。还算是叔父的生意和主顾们的运气，她精神饱满，兴高采烈，把傲慢的态度冲淡了不少。以她那种高贵的身分，她当然是保王党兼教会派。亚历山特里太太把这两种心情表现得非常露骨，最喜欢捉弄那不信神道的老人。她自居于主妇的地位，认为对全家的信仰负有责任；如果她不能使叔父改变信仰——（她发誓终有一天会成功的），——至少要把这老怪物浸在圣水里。她在墙上钉着卢尔特的圣母像和巴杜的圣女安多纳像，壁炉架上的玻璃罩内供着彩色的神像，八月里又在女儿床头摆一座小型的圣母寺，插着蓝色的小蜡烛。这种含有挑衅意味的虔诚，人家也说不出她是什么动机，是为了爱护她的叔父，希望他皈依正教呢，还是单单为了要惹他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