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卖党求荣或中途厌倦的人又有多少！象当时各党各派的政客一样，他们被腐化的风气断送了；堕落的原因不外乎是女人或金钱，——（这两样其实是分不开的）——不论在政府中间或在野党中间，有的是第一流的才具，有大政治家素质的人，——（在别的时代他们或许可以成功）；——但他们没有信仰，没有品格；寻欢作乐的需要，寻欢作乐的习惯，寻欢作乐的不够刺激，使他们烦躁不堪，往往在大计划中间做出些莫名片妙的事，或者半路上突然把事情丢下了，不管国家，不管自己的主义，径自停下来休息或享福了。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去死在战场上，可是很少领袖能不说一句大话，一动不动的把着舵，死在自己的岗位上。

因为大家对自己这种天生的弱点怀着鬼胎，所以把革命运动搞成了一个半身不遂的局面。那些工人你指摘我，我指摘你。罢工老是失败：因为领袖与领袖之间，工会与工会之间，改进派与革命派之间，永远闹意见；——因为表面上虚声恫吓而骨子里是胆小到极点；——因为绵羊般的遗传性，使反抗的人一接到司法当局的命令就乖乖的把枷锁重新套上自己的脖子；——因为投机分子自私自利，卑鄙无耻，利用别人的反抗去博主子的欢心，同时把主子大大的敲诈一下。而群众必然有的混乱现象与无政府思想，还没计算在内。他们很想来一下革命性的同业罢工，却不愿意被人看做革命党。动刀动枪的事对他们不是味儿。他们想不敲破鸡子而炒鸡子，或者是只敲破邻居的鸡子。

奥里维瞧着，观察着，并不惊奇。他断定这些人没资格做他们自以为能做的事业，但也认出那股鼓动他们的无可避免的力，并且发见克利斯朵夫已经不知不觉跟着潮水走了。奥里维自己巴不得让潮水带走，而潮水岂不要他。他只能站在岸上望着它流过。

这是一道强有力的水流。它掀起一大堆热情，信仰，利害关系，使它们互相冲击，交融，激起无数相反的水沫与漩涡。为首的是那些领袖。他们是队伍中最不自由的人，因为被人推动着，而且也许是队伍中最少信仰的：他们的信仰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正如那般受他们奚落的教士，因为发了愿，因为从前相信过而不得不硬着头皮相信下去。跟在他们后面的大队人马是暴烈的，没有定见的，短视的。大多数人的信仰完全是受偶然支配。他们有信仰，因为现在潮水正向着这些乌托邦流去；今晚上他们可以不信仰，因为潮水有转变的倾向。另外许多人是因为需要活动，需要冒险而相信的。还有一般是单岂不通情理的，专断的逻辑相信的。另有一批是为了心地慈悲而相信。而最乖巧的只把思想用作战争的武器，为了争某个数目的工资，减掉多少钟点的工作而斗争。胃口健旺的人，暗中希望自己贫苦的生活将来能大大的找一点补偿。

但那股潮水比他们这些人都聪明；它知道它往哪儿去。暂时被旧世界的堤岸冲散一下有什么关系呢？奥里维料到社会革命在今日是要被压倒的，但也知道打败仗可以和打胜仗一样促成革命的目的：因为压迫者直要等到被压迫者教他们害怕的时候，才肯答应被压迫者的要求。革命党的主义是公平的，所用的暴力是不公平的，但对于他们的目标同样有利，两者都是整个计划中的一部分，而所谓计划便是带着人往前的那个盲目而切实的力的计划。

“你们这般被主子召唤的人，你们自己估量一下罢。你们之中没有多少哲人，没有多少强者，没有多少高尚的人。但主子选择了这个世界上的疯子来骇惑哲人，选择了弱者来骇惑强者，选择了下贱的、被人轻蔑的、空虚的事，来摧毁实在的事…”

然而不问操纵的主子是谁，是理性还是非理性，虽然工团主义所准备的社会组织可能使将来的局面有些进步，奥里维还是觉得他和克利斯朵夫犯不上把所有幻想与牺牲的劲放到这场战斗中去，放到这场庸俗而不能开辟新天地的战斗中去。他对革命所抱的神秘的希望幻灭了。平民不见得比别的阶级更好，更真诚，尤其是没有多大分别。

在骚乱的热情与追求名利的狼潮中，奥里维的眼睛跟心特别受着几座独立的小岛吸引，那是一些真正的信徒，东一处西一处的矗立着，好象起在水上的花朵。优秀分子尽管想跟群众混在一起也没用，他总倾向于优秀分子，各个阶级各个党派的优秀分子，倾向于那些胸中怀有灵光的人。而他的神圣的责任就在守护这道灵光，不让它熄灭。

奥里维已经选定了他的任务。

跟他的家隔着几间门面，比街面稍微低一些，有一家小小的靴店，——那是用木板，玻璃，纸板拼凑起来的小棚子。进门先要走下三步踏级，站在里头还得弓着背。所有的地位恰好摆一个陈列靴子的搁板和两只工作凳。老板象传说中的靴匠一样整天哼唱。他打唿哨，敲靴底，嗄着嗓子哼小调或革命歌曲，或是从他的斗室中招呼过路的邻居。一只翅膀破碎的喜鹊在阶沿上一纵一跳，从门房那边过来，停在小店门外的第一级上望着鞋匠。他便停下工作，不是装着甜蜜的声音向它说些野话，便是哼《国际歌》。它仰着嘴巴，俨然的听着，又好象向他行礼一般，不时做一个望前扑的姿势，笨拙的拍拍翅膀，让自己站稳一些；然后忽然掉过头去，不等对方把一句话说完，便飞到路旁一张凳子的靠背上，瞪着街坊上的狗。于是靴匠重新敲他的靴子，同时把那句没说完的话说完。

他五十六岁，兴致挺好，可是喜欢生气，浓眉底下藏着一对笑眯眯的小眼睛，光秃的脑袋好比一个矗在头发窠上的鸡子，多毛的耳朵，牙齿不全的黑洞洞的嘴，哈哈大笑的时候象口井，又乱又脏的须，他常常用那些被鞋油染黑的手指捋来捋去。街坊上都管他叫斐伊哀老头，或是斐伊哀德，或是拉-斐伊哀德，——也故意叫他拉斐德惹他冒火，因为老头儿在政治上是标榜赤色思想的，①年轻时就因为参加巴黎公社而被判死刑，后来改成流配。他对这些往事非常骄傲，恨死了拿破仑三世与迦利弗。凡是革命的集会，他无不踊跃参②与，很热烈的拥护高加，因为他会用诙谐百出的辞令，打雷似的声音，预言将来大家可以痛痛快快的报复一下。他从来没错过一次高加的演讲，把每句话都咽在肚里，听到发噱的地方便扯着嘴大笑，听到咒骂的话又大为激动，对着那些战斗和未来的天堂心花怒放。第二天在小店里，他还得在报上重新读一遍演讲的摘要，对自己和徒弟高声朗诵；并且为了要细细的咂摸，他又教徒弟念，倘若漏掉了一行就拧他的耳朵。因此他的活儿往往不能准期交货，但手工挺讲究：鞋子把你脚都穿痛了还是没有坏——

①拉斐德为十九世纪法国大金融资本家，行动反复无常，素为工人阶级所不齿。

②迦利弗为法国将军，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

徒弟是老人的孙子，十三岁，驼背，身体很弱，而且是软骨。母亲在十七岁上跟一个没出息的工人跑了，后来工人变了无赖，给抓去判了罪，从此不知下落。她被家里赶了出去，独自抚养着小爱麦虞限。她性情暴烈，嫉妒得有点病态，把对情夫的爱与恨一起移在孩子身上：拚命的爱他，同时又粗暴的虐待他，然后，儿子一有病，又急得发疯似的。逢着心绪恶劣的日子，她不给他吃晚饭就教他睡觉。要是他在街上累得走不动了或是倒在地下了，她就踢他一脚逼他站起来。她说话颠颠倒倒，前言不对后语，一忽儿痛哭流涕，一忽儿快活得象疯子。赶到她死了，祖父便把孩子接回，那时他才六岁。老人很喜欢他，但他有他的一套喜欢的方式：对孩子很凶，百般辱骂，从早到晚的扯耳朵，打嘴巴，为的是教他手艺，同时也把他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反宗教理论灌输给他。

爱麦虞限知道祖父的心并不坏；但他老是准备举起肘子来防巴掌。老人使他害怕，尤其在酩酊大醉的夜晚，因为斐伊哀德老头名不虚传，每个月总要醉上两三次，胡说八道，①嘻嘻哈哈，做出许多怪模样，结果孩子总得挨几下。其实那也是雷声大，雨点小。但孩子很胆怯，因为身体不好而更敏感，头脑早熟，遗传了母亲那种犷野而骚乱的心情。祖父粗暴的举动和革命的议论又把他骇坏了。外界的印象都会在他心中发生回响，好似小靴店被沉重的街车震动一样。日常的刺激，儿童的痛苦，早熟的悲惨的经验，巴黎公社的故事，从夜校中听来的零碎知识，报纸的副刊，工人集会中的演讲，和遗传得来的、骚动不已的、性的本能，都在他糊里糊涂的幻想中混成一起，象钟声的颤动。这种种合起来变成一个梦中的世界，奇形怪状，仿佛黑夜里的池沼，闪出一些耀眼的希望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