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斯朵夫简直为之作恶，似乎看到了肥头胖耳的爱神飞舞大腿。并且，他觉得这位天才的歌唱教师③是关在屋子里写作的，作品有股闭塞的气息，不象贝多芬或亨德尔有那种外界的强劲的风，——他们以音乐家而论也许不及他伟大，可是更富于人性。克利斯朵夫对一般古典派的大师不满意的，还因为他们的作品缺少自由灵动的气息，而差不多全部是"建筑"起来的：有时是一种情绪用音乐修辞学的滥调加以扩大的；有时只是一种简单的节奏，一种装饰的素描，循环颠倒，翻来覆去，用机械的方式向各方面铺张，发展。这种对称的，叠床架屋的结构，——奏鸣曲与交响乐——使克利斯朵夫大为气恼，因为他当时对于条理之美，对于规模宏大，深思熟虑的结构之美，还不能领会。他以为这是泥水匠的而非音乐家的工作——

①李斯特于一八三九年曾受奥皇册封为贵族，于晚年（1865）在罗马入圣-芳济会为修士。马戏班骑师与江湖气，均指其卖弄技巧。

②巴赫每作一曲，必先称：“耶稣佑我！"一曲完成，必于纸尾附加一笔：“荣耀归主！"其虔诚为音乐家中罕见，"见过上帝"一语尤指巴赫所作圣乐而言。

③巴赫曾任来比锡圣-托马斯学院歌唱教师二十七年。

他的批评浪漫派，严厉也不下于此。可怪的是，他最受不了的倒是那般自命为最自由，最自然，最少用"建筑"功夫的作家，象舒曼那样在无数的小作品中把他们的生命一点一滴全部灌注进去的人，他尤其恨他们，因为在他们身上认出他自己少年时代的灵魂，和所有他此刻发誓要摆脱干净的无聊东西。当然，虚伪的罪名决不能加之于淳朴的舒曼：他几乎从来不说一句不是真正感觉到的话。然而他的榜样正好使克利斯朵夫懂得，德国艺术最要不得的虚伪还不在于艺术家想表现他们并不感到的情操，倒是在于他们想表现真正感到的情操，——因为这些情操本身就是虚伪的。音乐是心灵的镜子，而且是铁面无情的镜子。一个德国音乐家越天真越有诚意，他越暴露出德国民族的弱点，动摇不定的心境，婆婆妈妈的感情，缺少坦白，伪装的理想主义，看不见自己，不敢正视自己。而这虚伪的理想主义便是一般最大的宗师——连瓦格纳在内——的疮疤。克利斯朵夫重读他的作品时，不禁咬牙切齿。《洛恩格林》于他显得是大声叫嚣的谎言。他恨这种粗制滥造的豪侠的传奇，虚假的虔诚，恨这个不知害怕的，没有心肝的主角，简直是自私与冷酷无情的化身，只知道自画自赞，爱自己甚于一切。这等人物，他在现实中只嫌①见得太多：有的是这种德国道学家的典型，漂亮而没有表情，无懈可击而刻薄寡恩，把自己看作高于一切，不惜牺牲别人来供养自己。《漂泊的荷兰人》的浓厚的感伤情调与忧郁的烦闷，使克利斯朵夫同样不能忍受。《四部曲》中那些颓废的野蛮人，在爱情方面完全枯索无味，令人作恶。西格蒙特劫走弱妹的时候，居然用男高音唱起客厅里的情歌。在《神界的黄昏》里，西格弗里德和布仑希尔德以德国式的好夫妻的姿态，在彼此面前，尤其在大众面前，夸耀他们虚浮的，唠叨的闺房的热情。各式各种的谎言都汇集在这些作品里：虚伪②的理想主义，虚伪的基督教义，虚伪的中古色彩，虚伪的传①瓦格纳所作《洛恩格林》歌剧中的主角洛恩格林（天神），营救人间被冤的女子哀尔撒，并与之结为夫妇，条件为新娘绝对不能问其为何许人，从何处来。婚后哀尔撒向其追问，洛恩格林即飘然远引，一去不返。当时瓦格纳自比为洛恩格林，要社会爱他而不问其为何许人，从何处来。②《漂泊的荷兰人》，《四部曲》，均瓦格纳所作歌剧。《四部曲》原名《尼伯龙根四部曲》，包括《莱茵的黄金》、《女武神》、《西格弗里德》、《神界的黄昏》四歌剧。西格蒙特为《女武神》中人物，布仑希尔德在《女武神》以下三歌剧中均有出现，瓦格纳歌剧本事均取材于古代日耳曼民族传说，人物有神道，侏儒，野蛮人等。说，天上的神，地下的人，无一不虚伪。在此自命为破除一切成规的戏剧中间，标榜得最显著的就是成规。眼睛，头脑，心，决不会不发觉这种情形，除非它们自愿——而它们竟甘心情愿要受蒙蔽。对于这种幼稚而又老朽的艺术，野性毕露的粗人与装腔作势的小姑娘的艺术，德国人居然非常得意。

可是克利斯朵夫的厌恶是没用的：一听到这音乐，他照旧被作者恶魔般的意志抓住了，和别人一样的激动，也许更厉害。他笑着，哆嗦着，脸上火刺刺的，心中好似有千军万马在奔腾，于是他认为，在那些有这种飓风般的威力的人是百无禁忌的。他在唯恐幻梦破灭而战战兢兢的打开的神圣的作品中，发见自己的情绪和当年一样热烈，什么也没有减损作品的纯洁：那时他快活的叫起来了。这是他在大风狼中抢救出来的光荣的遗物。多运气啊！他似乎把自己救出了一部分。而这怎么不是他自己呢？他所痛恨的那些伟大的德国人，可不就是他的血和肉，就是他最宝贵的生命吗？他所以对他们这样严，因为他对自己就是这样严。还有谁比他更爱他们呢？舒伯特的慈祥，海顿的无邪，莫扎特的温柔，贝多芬的英勇悲壮的心，谁比他感觉得更真切？韦伯使他神游于喁喁的林间，巴赫使他置身于大寺的阴影里面，顶上是北欧灰色的天空，四周是辽阔无垠的原野，大寺的塔尖高耸云际…在这些境界中谁比他更虔诚呢？——然而他们的诳语使他痛苦，永远忘不了。他把谎言归咎于民族性，认为只有伟大是他们自身的。那可错了。伟大与缺点同样是属于这个民族的，——它的雄伟而骚动的思潮，汇成一条音乐与诗歌的最大的河，灌溉着整个欧罗巴…至于天真的纯洁，他能在哪一个民族中找到而敢于对自己的民族这样苛求呢？

可是他完全没想到这些。仿佛一个宠惯的孩子，他无情无义的把从母亲那边得来的武器去还击母亲。将来，将来他才会发觉受到她多少好处，发觉她多么可贵呢…

但这小时期正是他闭着眼睛对幼年时代的一切偶像反抗的时期。他恨自己，恨他们，因为当初曾经五体投地的相信了他们——而这种反抗也是应当的。人生有一个时期应当敢不公平，敢把跟着别人佩服的敬重的东西——不管是真理是谎言——一概摒弃，敢把没有经过自己认为是真理的东西统统否认。所有的教育，所有的见闻，使一个儿童把大量的谎言与愚蠢，和人生主要的真理混在一起吞饱了，所以他若要成为一个健全的人，少年时期的第一件责任就得把宿食呕吐干净。

克利斯朵夫到了一个身心健康的人厌恶一切的关头。本能逼着他把满肚子不消化的东西一起淘汰。

第一先得摆脱那种令人恶心的多愁多病的情绪，那在德国人心中点点滴滴流出来的时候，象是从潮湿的地道里来的，有股霉烂的气息。来点儿光明吧！来点儿光明吧！象雨点一样多的歌，涓涓不绝的流出德国人的心情，散布着瘴气，臭①味，必须来一阵干燥峭厉的风把它们一扫而空才好。歌的题材永远脱不了什么欲望，思乡，飞翔，请问，为何？敬月，敬星，献给夜莺，献给春天，献给太阳；或是什么春之歌，春之快乐，春天的旅行，春夜，春讯；或是爱情的声音，爱情的圆满，情话，情愁，情意；或是花之歌，花之敬礼，花讯；或是我心殷殷，我心如捣，我心已乱，我眼已花；还有是跟蔷薇，小溪，斑鸠，燕子等等来一套天真而痴癔的对白；再不然是提出些可笑的问句，——"要是野蔷薇没有刺的话"，——"燕子筑巢的时候，她的配偶是老的一个呢还是新结合的？"——总而言之，全是春花秋月，触景生情，无病呻吟的靡靡之音。多少美妙的东西给亵渎了，多少高尚的感情被滥用了！而最糟的是，一切都是浪费掉的，老在公众前面把自己的心赤裸裸的拿出来，只想亲热的，楞头楞脑的，向人大声诉说衷曲。明明无话可说而偏偏絮絮不休！这些唠叨难道没有完的吗？——喂！池塘里的青蛙，你们静静行不行！——

①此处所谓的歌（Lied）为德国特有的一种歌唱乐曲，有纯粹的民间歌谣，亦有音乐家以著名的诗歌起成的。自无名作家以至贝多芬，舒伯特，舒曼等均制作甚夥，而庸俗作家的产量尤为丰富，在德国为家家户户歌咏的最通俗的音乐。本书中凡用仿宋体排的歌字，均指此种体裁的歌。

克利斯朵夫觉得最难堪的，莫过于表白爱情时的谎言，因为他更有资格拿它和事实相比。那套如譬如诉而循规蹈矩的情歌的公式，跟男子的情欲与女人的心都不相干。可是爱情这回事，写作的人也经历过来，一生中至少有过一次的！难道他们就是这样恋爱的吗？不，不，他们是扯谎，照例的扯谎，对自己扯谎；他们想要把自己理想化…而所谓理想化就是不敢正视人生，不敢看事情的真相——到处是那种胆怯，没有光明磊落的气概。到处是装出来的热情，浮夸的戏剧式的庄严，不论是为了爱国，为了饮酒，为了宗教，都是一样。所谓酒歌，只是把拟人法应用到酒和杯子方面去的玩艺儿，例如"你，高贵的酒杯啊…"等等。至于信仰，应该象泉水一般从灵魂中出岂不意的飞涌出来的，这里却是象货物一样故意制造出来的。爱国的歌曲仿佛是写来给一群绵羊按着节拍咩咩的叫的…——哎！你们大声的吼罢！…怎么！难道你们竟永远的扯谎，——永远的理想化，——连喝醉的时候，厮杀的时候，疯狂的时候也要扯谎吗？…

克利斯朵夫甚至恨理想主义。他以为这种谎言还不如痛痛快快的赤裸裸的暴露——骨子里他的理想主义比谁都浓厚，他以为宁可忍受粗暴的现实主义者，其实这些人是他最大的敌人。

但他给热情蒙蔽了。缥缈的雾，贫血的谎言，"没有阳光的幽灵式的思想"，使他浑身冰冷。他进着全部的生命力向往于太阳。他一味逞着青年人的血气，瞧不起周围的虚伪或是他假想的虚伪；他没看到民族的实际的智慧在那里逐渐造成一些伟大的理想，把粗野的本能加以驯服或加以利用。要使一个民族的心灵改头换面，既不是靠些片面的理由，靠些道德的与宗教的规律所能办到，也不是立法者与政治家，教士与哲学家所能胜任：必须几百年的苦难和考验，才能磨炼那些要生存的人去适应人生。

然而克利斯朵夫照旧作曲；而他指责别人的缺点，在自己的作品中就不能避免。因为创作在他是一种抑捺不住的需要，不肯服从智慧所定的规律的。一个人创作的动机并不是理智，而是需要——并且，尽管把大多数的情操所有的谎言与浮夸的表现都认出来了，仍不足以使自己不蹈覆辙，那主要是得靠长时期艰苦的努力的。在现代的社会里，大家秉受了多少代懒惰的习惯之后，更不容易绝对的守真返朴。而有一般人，有一些民族，尤其办不到；因为他们有种不知趣的痼癖，在极应当缄口的时候，偏偏让自己的心唠叨不已。

克利斯朵夫还没认识静默的好处：在这一点上他的精神是纯粹德国式的；同时他也没有到懂得缄默的年纪。由于父亲的遗传，他爱说话，爱粗声大片的说话。他自己也觉察到，拚命想改掉；但这种挣扎反而使他一部分的精力变得麻痹了。此外他还得跟祖父给他的另外一种遗传斗争，就是要准准确确的把自己表现出来极不容易。他是演奏家的儿子，卖弄技巧对他有很大的诱惑，当然是危险的诱惑：——那是纯粹属于肉体方面的快感，能够把肌肉灵活运用的快感，克服困难，炫耀本领，迷惑群众，一个人控制成千成百的人的快感。虽然追求这种快感在一个青年人是可以原谅的，差不多是无邪的，但对于艺术对于心灵究竟是个致命伤。那是克利斯朵夫知道的，是他血统里固有的；他竭力唾弃而结果仍免不了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