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入另一部队，可将相应的金额转交新单位。在支付剩下的支出后，单位解散时将肥料收入转入杂项收入项下。在此种情况下用肥料收入购置的物件应无偿上缴行政机关，由行政机关出具收据并记入工具什物帐。

由于了解某些情况和作一些补充是需要的，也为了或多或少核实一些情况，那位高层人士被笔者再次打扰了，打电话去要求面谈一次。这位先生得知笔者的请求时，甚至让把电话接过去，毫不犹豫地同意再面谈一次，并且声称:“必要时可再作几次交谈。”这一次他的语调很友好，几乎很热烈。笔者这一次开始毫无惧怕的心情了。他大手大脚地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因而错过了这位先生专门派司机到火车站去接他的本特利轿车。由于这种厚待是笔者没有料到，而且事前也未曾向他通知，这次耽误花去他大约十七点八马克，连同小费在内共计十九点五马克，因为这位高层人士住的地方离市区相当远。对因此使财政局损失约一点七五至二点二马克所得税笔者深感遗憾。这一次他认为也应当破费一些，再带件礼物去。他选购了一张莱茵风景画，类似他在赫特霍尼太太家里见到的那些晶莹清澈、令人心旷神怡的画。费用是四十二马克，连同镜框是五十一点八马克。这位先生的夫人———以下简称咪咪———“对这件礼物十分高兴”(不仅是口头上)。至于先生本人，笔者好不容易才弄到一本初版的《共产党宣言》，尽管只是个摹本(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影印本，带一点儿美术装潢，竟也博得此君欣然一笑。

这一次气氛更轻松一些。咪咪不再了满腹狐疑，用茶招待客人，其质量与赫特霍尼太太在咖啡馆里认为并不特别好的那一种不相上下。有点心，是干的，有雪利酒，也是干的，还有香烟，这两个敏感的人脸上都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忧愁，虽说不是伤心落泪，但眼睛是泪汪汪的。这个下午过得挺愉快，没有隐晦的攻击，但不是完全没有公开的攻击。已介绍过花园，那间屋子也同样。平台尚未介绍过:它呈巴罗克式弧形，两端都是凉亭，向花园中间那一段伸进很多，草地上放着槌球用具。灌木丛中连翘含苞欲放。

咪咪，皮肤黝黑，虽年已五十六岁，却真像四十六岁左右，小嘴巴，长腿，胸脯丰满适中，穿一件褐红色针织紧身内衣，肤色人工增白，对她很相称。“您谈的那个姑娘骑自行车一个个营去找她的心上人，最后在公墓里找到了他，这真太好啦。我说太好啦，当然不是指公墓和她在那儿把他找到了；我只是说，一个年轻的女人骑自行车穿越艾费尔和阿登高地，直到那慕尔；她长途跋涉至兰斯，折回梅斯，再回家，将艾费尔高地穿过了，越过区界和国办。嗯，我认识这个年轻女人，要是我知道她就是您当时讲的那个女人，我就会———嗨，我就，我就会怎样我真不清楚———但我会设法使她高兴，她虽然是个较难接近的人。一九五二年我丈夫才获释不久，我们就找到了那个花圃老板，从他那儿了解到她的地址，立即前去她家。这人漂亮得惊人，她那对男人的魅力，我作为女人却能够体会(？———笔者)。那个孩子也很漂亮，长着一头不鬈曲的金黄色长头发。我丈夫触景生情———这孩子使他想起年轻的波利斯，他虽然骨瘦如柴并且戴眼镜，但孩子仍像他，是吗？(先生点头———笔者。)当然罗，她的教育方法是错误的。她不该拒绝送孩子上学。这孩子不管怎么说，当时已七岁半了，而且她对他搞的那一套纯粹是罗曼蒂克。唱歌啦，讲童话故事啦，还有风格截然相反的特拉克尔、荷尔德林和布莱希特这种大杂烩———给一个不到八岁的孩子读卡夫卡的《在流放地》，我真不明白是否合适，所有人体器官的自然主义表现我也不明白，是否会导致一种，喏，就说是唯物主义的人生观吧。不过，她真有些了不起，虽然是纯粹的无政府主义。我要说，这种人体器官挂图，而且是放大了的，是否早了一些我真不知道———今天似乎又太晚了(两人都笑了———笔者)。可那孩子很可爱，天真可爱———还有这个年轻女人的遭遇，当时大概刚到三十岁吧，就可以说失去了三个男人，还将哥哥、父亲和母亲失去了，并且还很骄傲！不，我再也没有勇气去看她了，她是那么骄傲。我丈夫一九五五年随阿登纳去莫斯科访问时，我们和她还通过信呢。那一次，在外交部我丈夫确实还找到一个———一个———柏林时期的熟人，在门口急匆匆地打听科尔托夫斯基的情况。结果是否定的:这个可爱的孩子的祖父母都死了，姑姑莉季娃下落不明。”

先生:“波利斯不再活在人世，这是西方盟国的过错。我这样说并不夸大。我不是指在那张士兵证上做文章的不幸而愚蠢的做法和他在矿井事故中身亡的事实。不，不是这些。是把我拘捕关押了七年是西方盟国的过错，也就是禁闭了七年，尽管并不很严格。和埃里希封卡姆我曾商量好，波利斯一有危险就向我报警，可他由于全部警卫人员都开了小差而慌张起来，他所能做的最好的一着他在这种情况下做了:把他送往埃尔夫特前线，使他一有机会就能顺利地跑过去。另外还讲好，由卡姆给他搞一套英军或美军军服，放他到一个关押英国人或美国人的战俘营里———等到这个错误查清，战争早已结束。让他拿德国士兵证，穿德国军服，还冒充伤员，这些做法当然荒唐透顶。这简直是荒唐透顶。当然罗，我和卡姆都不知道这里有个女人在背后起作用！一个孩子快要出世了，还有那些空袭！胡闹！当时多少情况我从这个姑娘口中没有了解到，她得知是我把波利斯弄到花圃去时，曾来向我表示感谢，不过感谢么———嗨，也许就像一个比较有教养的姑娘感谢你送给她一块巧克力差不多。她哪里知道，我冒了多大风险。波利斯若没死，在纽伦堡能作证，会帮我多大的忙啊。在法庭上，我曾救过一个人的命，当着一起被控告的同事们的面说出了他名叫波利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多大年纪等等，真叫我丢尽脸了。苏联原告说:‘好吧，既然您连战俘老营的号码都知道，我们可以设法去找到这个波利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可是过了一年也没有找到他！当时我认为这是一个卑鄙的托辞。只要他还活着并允许他出庭作证，他就能帮我。人们在审讯中，把最恶毒的言论栽在我头上，虽然这些言论是在我参加过的一些会议上发表的，但并不是我说的。下面的话，也许您认为我会说？(他掏出笔记本念道:)‘即使对听话肯干的苏联战俘也不能心慈手软。他把心慈手软说成是软弱并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此外，有人还说我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军备首脑召集的一次会议上，曾建议设置多层床铺，使原来只能住一百五十名俘虏的RAD营房(德国劳役营房———笔者)容纳八百四十名俘虏。还说在我的一个工厂里，早晨上班时俄国人没有面包和工作服，向德国工人讨面包吃———还说有什么惩罚室。可是恰恰相反，在一九四二年三月，我抱怨分配到我们厂的俄国人由于营里伙食太差而体力大大下降，例如已无法正确转动车刀。在主管战俘工作的赖纳克将军召集的一次会议上，我个人曾反对所谓俄国人面包的规定混合比例:百分之五十黑麦粗粉，百分之二十纤维粉，百分之二十甜菜渣，百分之十干草粉或树叶。我争取到把黑麦粗粉的比例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五，甜菜渣的比例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五，这样就相应地减少了纤维粉、干草粉或树叶这些难吃的成分，我们的工厂至少都是这样做的———由我们的工厂自负费用。可惜人们太容易忘记了，这些问题根本不是那么简单。我曾提醒粮食部国务秘书巴克和司长莫里茨，在军火工业劳动不等于死刑，军火工业生产需要强劳动力。最后，是我提倡推行后来变得很有名的所谓‘面粉汤日’。我吵了一架同绍克尔，他威胁说要把我送进监狱，并想在我面前真的都搬了OKH、OKW和RSHA(陆军总司令部、国防军最高司令部和德国保安总局———笔者)所有指令出来。由于这一套不人道的伙食制度不能让德国公众知道，我冒着巨大的危险，偷偷把有关消息有意泄露到瑞典，以提起世界公众舆论的注意。我得到了什么报答？两年拘留，五年监禁，就为了我们在柯尼斯堡的分厂，可实际上我并不主管那些厂。喏，好吧，看看别人，有的更倒霉，有的死了，而我呢，总算身体健康，没有受到特别的损害(？什么损害？———笔者)。我们就别再提了这些，还有审讯中那一套虚伪的无谓的争论，将一叠叠文件放在我面前，并把确实不是我说的话栽到我头上。我真希望这个小伙子能平安无事地度过战争，而我没有能———我没有能够再找到他的父母和妹妹，对他儿子的教育我完全没有能施加影响。可我毕竟已证明，在文学上我对波利斯的影响并不坏。特拉克尔和卡夫卡他究竟是通过谁知道的，最后还知道了荷尔德林呢？这个文化修养有欠缺的不开窍的女人，归根结底不是通过我才知道这些大作家，后来又传给了么她儿子？我感到自己有义务，对科尔托夫斯基家这个唯一有据可查的后裔承担一种高级教父的责任，这难道真是那么狂妄吗？我可以肯定，如果波利斯还活着，他自己是不会拒绝的这一出自内心的提议，他们何必这样叫我下不了台呢？特别是和她住在一起的那个不要脸的女人———我忘了她的名字———满脑袋庸俗社会主义思想，把我骂得狗血喷头，最后还把我撵出了门。我听此人说同自己的儿子也合不来，经常搞一些无法无天的活动，如果不说是卖淫的话。难道格鲁伊滕先生，那个寡言少语得出奇的女人的父亲，那个不要脸的准左倾破鞋后来的情人，难道他在战争时期是个清白无辜的人？我的意思是说，毫无理由，他们那么傲慢地把我轰走，随便相信一个法庭的判决。现在大家都已知道，这个法庭是很成问题的。不，不，确实我没有得到什么好报。”

这些话都是低声说出的，更多是的受委屈的语气，而不是攻击别人，每当他激动得青筋胀起的时候，咪咪就抓住他的手使他平静下来。“汇款被退回，写信去不回信，出主意不理睬。有一天那个不要脸的女人，我指的是另外那个人，直截了当地写信给我:‘难道您看不出莱尼不想理您不成？’那就好吧———从此我就完全克制了自己，不过当然我还经常了解情况，为了那个男孩———他后来怎么样了？我不想说他是一个罪犯，我的水平还不至于不假思索地接受任何一种法律的观点。罪是我自己就犯过的，我自作主张将俄国人面包中的黑麦粗粉和甜菜渣含量提高百分之五，纤维粉和树叶的含量相应地减少了，为的是使面包好消化一些，这有可能让我进集中营，这是非法的。罪犯是我，只因为有些工厂有我的股份，并且由于错综复杂的家族关系和经济关系，成了一个连自己的王国或者不如说连自己的领域也看不清楚的大企业家。咳，在各个不同的时代，我自己犯的罪就够多的了，因此我不想简单地说这个孩子是罪犯，他不过一事无成。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人二十三岁，想通过篡改支票和伪造期票的办法把自己的家产弄回来，现已落这些家产到现已落别人手中，现在的主人采用了冷酷无情但却合法的手段，虽然也许可以说是用挖空心思的巧妙手法，然而却是把它不可变更地弄到手的。立契转让就是立契转让，卖掉就是卖掉。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这男孩身上存在着一种危险的恋母憎父本能。她哪里知道，她用她的卡夫卡造成了什么后果———她哪里知道，像卡夫卡和布莱希特这样恰恰相反的作家，拚命读者他们的作品，囫囵吞枣，兼收并蓄———外加荷尔德林的狂热和特拉克尔迷人的颓废诗歌，孩子刚会讲和听就吸收这些东西，还有那种带神秘色彩的肉体唯物主义。我当然也反对种种清规戒律，但那么细致入微地搞这种生物主义，这样将一切人体器官及其功能赞美，究竟是否合适？———但我们终于分手了，性格不合。哦，爱莫能助真使人伤心，受到排斥真叫人痛心。”

笔者认为这里又发生了不可能的事:T作为W的结果，而W又是内心的L2的结果———主人家的狗正在这个时候从绿茵茵的草地上跑过来，那是几条名贵漂亮的阿富汗狗，它们只是嗅了嗅笔者，显然觉得他太庸俗而不屑一顾，便跑去添主人的眼泪了。真见鬼，突然现在所有的人都开始变得多愁善感了:波加科夫、佩尔策、高级人士，甚至洛蒂的眼睛也闪烁着泪珠，马尔娅范多尔恩也公然哭哭啼啼———还有玛格蕾特几乎成了泪人儿，而莱尼自己不也是只允许她眼中的泪水不超过能使眼睛保持明亮和张开的限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