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完全被蒙在鼓里的妻子也使我感到难过。他问我，是否我在他手下工作的那十年中，有人能在背后议论或指出，他对我或别人做过哪怕是一件极小的不近人情的事？无论是在场内场外，一个人是否应当原谅和忘记———他是这么说的———年轻时的罪过？他很机灵，没有向我行贿，只将一点小小的压力施加，提醒我，他曾吸收我参加花圈翻新组，也就是说，当我做心腹朋友———他当然也想暗示，我自己也并不怎么干净，因为把偷来的花圈收拾干净，甚至连缎带也加以利用，这可不是的什么光彩的事———嗨，最后我心软了，给他开了清白证明，请我的法国朋友为我担保等等。他对莱尼也是这样干的，莱尼政治上那一阵儿正走红运，跟她的女友洛蒂一模一样，她们俩有可能飞黄腾达———可莱尼就是那样的人，她无意向上爬，佩尔策提出和她合伙经营———我后来也向她提过———随后又提出和她父亲合伙经营，但父女俩都不干。他完全装作是无产者，不想再做生意了，只是笑一笑，劝莱尼给佩尔策他所要的‘东西’，即那张清白证明。她这样做了，当然不要任何回报。这已是波利斯死后的事了，那时她完完全全变成了一尊雕像。哦，她给他开了清白证明———和我一样。他这样就得救了，因为我们俩说话还是有点作用的。如果您问我是否后悔，我既不说不后悔，也不说后悔，也许后悔更不说了，我只说:一想到他的命根子掌握在我们手心里，我就感到十分恶心———您明白吗？掌握在我们手心里，凭一支钢笔、一张纸，往巴登-巴登和美因茨打几个电话，那时候真是一个荒唐的时代。莱尼有点倾向于德国共产党，而非纳粹化法庭就有一个共产党的人，等等。总之，我们洗刷了他，关帮他过了关———我还得说，不管他平时做生意多么善于投机取巧，不管他多么心狠手辣、为非作歹，但他没有再成为法西斯分子，即使后来这样做大有好处或重新有好处时，他也没有干，不，从来没有。这一点必须承认，他这一点必须承认，他也与我竞争，从来没有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同格龙奇也没有，这应当承认。尽管如此———一想到他的命根子曾在我们手心里掌握，我就感到十分恶心。最后，连伊尔泽克雷默尔也一起干了———她被佩尔策说服了，她是政治上的受迫害者，完全有据可查，她的话像莱尼和我的话一样有分量，尽管有我们两人证明就足够了，但他还想要她开一份清白证明，并且也拿到了这份证明———对什么克雷默尔这个婆娘都满不在乎，对佩尔策的提议，对我的提议，对这时重新出头露面的那些老同志都不在心上放着。她脑子里只有一句话，当时就已如此:‘我不想再干了，我不想再干了。’同她过去的同志来往是她更不想的———她称他们为台尔曼分子，是他们在法国出卖了她的丈夫或情人，那是在斯大林-希特勒条约生效的那一年半时间内，他丈夫或情人从一开始就反对这个条约。嗨，怎样了，伊尔泽克雷默尔后来的情况？仍旧做小工，先在格龙奇手下，后来终于又转到佩尔策手下，我然后把她请到我们店里来，与莱尼一道干我们战时干过的活:修饰花圈，扎花圈，扎花，上缎带，一直干到退休。不知怎么，我总感到她们俩好像是一种活生生的谴责，她们虽然既没有这样想过，也没有这样说过，或者哪怕只是暗示过。她们无利可图，好处是得不到的，情况仍然一如战时———克雷默尔煮早餐咖啡，咖啡的混合比例有一段时间，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甚至还不如战时的。她们一如既往来上班的，围着头巾，带着黄油面包和袋装咖啡粉。克雷默尔干到一九六六年，莱尼干到一九六九年，她幸亏参加了三十多年保险，可是她一点也不知道，我也不让她知道:我包下了她的全部养老金保险费，私下另外交款，如今好让她至少有一点什么。她身体很好———不过，她如果真要靠养老金生活，她能拿多少呢？不到四百，也许多一点或少一点。您明白吗，我———毫无道理地———感到她是一种活生生的谴责？我虽然是她从未责怪过的，只是有时跑来不好意思地向我借钱，因为别人想要扣押她心爱的东西。我这个人能干，善于经营管理，甚至会搞合理化，我把我的连锁店牢牢抓在手里并且进一步扩展———可总有什么事使我十分伤心。是的。还有，我未能帮助和搭救波利斯摆脱荒谬的遭遇:在大街上被当成德国兵抓住，而且偏偏又是他在矿井事故中死于非命！为什么？我在这件事情上为什么无能为力呢？我不是在法国人那里有要好的朋友吗？只要我开口把他们求助，他们不仅会弄出一个波利斯，甚至可以放出一个德国纳粹分子。可是，等到终于打听明白他已不在美国人手里，而是落到法国人手里时，已经太晚了，他已经死了———他们连他冒用的德国名字都不太清楚———究竟他叫贝尔霍斯特、伯尔霍斯特、布尔霍斯特，还是博尔霍斯？无论是莱尼还是那个玛格蕾特或洛蒂都搞不清楚。搞清楚为什么要去呢？对她们来说，他就是波利斯，当然她们没有仔细看那张德国士兵证，更不用说记住那个名字了。”

为了将有关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的确切情况获得，需要找一些人交谈并进行大量调查。它的存在时间，尽管如此，仍可以具体确定为:从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日至三月七日，波利斯、莱尼、玛格蕾特、洛蒂、佩尔策以及洛蒂当时五岁的儿子库特和十岁的儿子维尔纳七人，在中央陵园内一套完整的地下“坟茔体系”(佩尔策语)中生活。从前，波利斯和莱尼的“会客日”一直是在地上博尚普家族小教堂里度过的，如今就不得不“转入地下”(洛蒂语)了。佩尔想出了这个主意，可以说他提供了心理根据。他一如既往地再次(而且不是最后一次)热心地接待了笔者。我们在他那间紧挨着花圈陈列室的活动室里，坐在可转动的嵌入式酒柜旁边，用掺苏打水的威士忌他招待客人，并准备好一只大烟灰缸，有一个中等大小的月桂花环那么大。作为一个历经截然相反的历史时期而安然无事的过来人，使笔者感到吃惊的是他的忧郁。年已古稀，每周照旧打两场网球而不怕有心肌梗塞的危险，每天清晨坚持在林中跑步“到了五十五岁那把年纪”(佩尔策对笔者语)还将骑马学会了，并且“私下里说(佩尔策对笔者语)，在男人中说说无妨，听别人说什么房事不济，我可没有这种体会”就是这么一个人，笔者觉得他的忧郁情绪一次访问比一次访问更厉害，而且———如果允许笔者得出这一心理结论的话———佩尔策忧郁的原因颇出人意料:单相思。他一直还在想得到莱尼，他情愿“为她从天上摘星星，可她宁可同肮脏的土耳其人乱搞，和我却不肯温存一时半刻，这可能全都是为了一件事情，可我在这件事情上完全没有过错。究竟我做了什么呢？您仔细看一看，正是我救了她的波利斯的命。他如果无处藏身，他的德国军服和德国士兵证又有什么用呢？是谁知道，美国人对死人和陵墓，尤其是对与死有关的东西怕得要命？是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通货膨胀时期我参加掘尸迁坟工作时就有这种体会，什么地方美国人都会去搜查，唯独不会去搜查坟墓———警犬和那一伙也是如此———他们是不会轻易钻到陵园地下去搜查的。莱尼可不能一个人留下，因为每天孩子都有可能出世，因为洛蒂和那个玛格蕾特也得躲起来，可不能莱尼一个人留在家里。我怎么办呢？我可是这群人中唯一的男劳力，我的家小在巴伐利亚某地———我既不想参加人民冲锋队，也不想当美国人的俘虏。那我怎么办呢？我就用坑道把黑里格尔、博尚普这两家的墓室同封德策克家的大型祖坟连接起来，真像开矿一样，支坑木呀，挖坑道呀，挖一段支一段，总共搞了四小间地下室，室内干燥整洁，墙都是用砖砌的，每间约五平方米，一套地地道道的四居室住宅。然后我就接通了电线，从我的花场拉线，距离只有五六十米。我弄来几个火炉，为了小孩和怀孕的莱尼，而且———为什么要隐瞒呢———已砌好但尚未启用的墓室那里还有的，可说是给博尚普、黑里格尔、封德策克这三家保留的地方。这可都是理想的储藏室。放干草进去，把床垫放进去，还有一个小圆铁炉，以防万一———当然是夜里用，大白天生着炉子，那个玛格蕾特后来有一次就想那样干，那简直是发疯———此人对伪装隐蔽一窍不通。嗯，在干这偷偷打洞的活计时，格龙奇帮了我不少忙———所有这些家墓都是我们老顾客家的———但他不肯住进去，在第一次大战中他险遭活埋，谈虎色变，不肯进任何地窖和地下酒馆，我只好用筐装好土给他递上去，叫他下来干他决不会同意，他也不肯和我们一道住在那下面。在地上住嘛，他不怕死人。可住在地下，他怕自己丧命。风声吃紧时，他就回农村老家，往西去，在蒙绍和克罗能堡之间，那是一九四五年一月底！难怪他自投罗网，当了人民冲锋队员，到了他那种年纪还得进俘虏营。总之，大约到了二月中旬，我把坟墓中的这套四居室住宅准备妥当，二月里很平静，只有一次空袭，前后才半个钟头，扔了几颗炸弹，几乎听不到什么声音了。于是，一天晚上，我就带洛蒂和她的两个孩子搬进去住，接着来的是玛格蕾特，如果有人对您说，我欺负过她，那我说:也对，也不对。我们一起待在封德策克家的两间小屋子里，洛蒂母子三人在隔壁黑里格尔家墓住着，莱尼和波利斯嘛，我们给他们保留他们原来的幽会场所即博尚普家墓室，备有干草、床垫、面包干、电炉、奶粉、水、少量烟丝、燃料酒精、啤酒———犹如一个地下防空壕。我们那时已经常能听到从埃尔夫特前线传来的炮声，他们还把俄国人送到那儿去修建工事———波利斯的背包中带着一套德国军服，还有同那张该死的士兵证配套的勋章奖章———俄国人那时还在挖战壕，修工事，他们就在谷仓里住，看守远不如过去那样严格了。有一天，莱尼骑着她那辆偷来的自行车把波利斯带来了，嗨，他穿上德国军服还真不赖，假绷带也挺像回事———他甚至还有一张伤兵证，有大印和签字，正正经经，他们凭这些通过了警察岗哨，大约在二月二十日前后住进他们在陵园中的小安乐窝。果然不出我所料:美军巡逻队也好，德国巡逻队也好，都不敢钻到墓室中去，在那里我们住了好多天，就像生活在世外桃源，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到。为了装门面，我白天仍在场里干活，因为一直在死人，殡葬业务也一直需要办理，虽然不再那么隆重，不再鸣放礼炮，不再献正经八百的花圈，但几把枞树枝好歹还需要，有时献上一枝花———简直那是发疯。晚上我先是步行回家，后来骑莱尼那辆偷来的自行车———然后再回到了陵园。霍伊泽家那两个兔崽子当然叫我们恼火，这两个小崽子淘气得叫人无法想象，既刁又狠，学习是唯一能叫他们安静的，他们想学什么是一清二楚的:如何赚钱。他们像挤牙膏似的问我怎么算帐、记帐等等。他们那时就不把自己的母亲放在眼里了，如果当时就时兴独占产业这种游戏，我们是可以叫这两个淘气鬼安静几个星期的。他们当然明白，他们得保持安静，不能出去，因为他们不想被强迫疏散，不，他们都够机灵的，可在里面他们搞些什么名堂啊！我是说，一定的分寸总该有吧，我是说，对死人总该有些敬畏吧，人人如此，甚至连我在内———可这两个小崽子一心只想着坟墓中有什么珍宝。有时差一点动手去卸壁龛的顶板，寻找他们那该死的珍宝。如果有人说我是靠死人的金牙发财的———那我就要说，那两个小崽子甚至能靠活人的金牙发财。洛蒂今天说，别人从她手里夺走了她的孩子，可我说，从来她的孩子就没有掌握在她手中。他们跟已去世的祖母和在世的祖父只学到一种本领:积累财富，唯利是图。有一件事我从来不干———别人都干过，玛格蕾特、莱尼、洛蒂，甚至波利斯———我从来不攒自己的烟屁股，更不会去拾别人的，这我觉得太恶心，我一向爱整洁，这一点人人都能向您证实:我在夜里不顾天寒地冻，跑到外面去，砸开供坟地用水———我是说，供浇花用水———的大水池中的冰，从上到下洗一洗，而且只要有可能，我在那段时间里还坚持早晨跑步，后来变成了夜间跑步，还有，他妈的拾烟屁股是最讨厌的。嗯，二月底左右，就在二日去施尼勒巷大捞一票之前不久，我们在墓穴中那个苏维埃天堂里情况吃紧———我们估计错了———以为美国人来的时间能早一个星期———面包干因此不够了，黄油、甚至咖啡代用品也不多了，尤其是香烟；这两个小崽子这时拿来了卷得挺像样的香烟，这是他们用自己母亲的卷烟机卷的，纸是好心肠的玛格蕾特给他们的———后来得知，他们把我的烟屁股当作新卷的香烟卖给我！而且认为十马克一包价钱不算高。娘儿们哈哈大笑，称赞这两个小子讲求实际，可我在同这两个聪明的小鬼讨价还价时全身都起了鸡皮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