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非常爱听的歌时，我们都心如刀割，五脏俱焚:

日久天长祖先的墓碑，我们今天在碑旁围坐着，好似异教徒忧愁悲伤，在我们身上雪花冰凉的落着，雪花定要从天降，欢迎你下凡，雪花，在天上你也没有地方

“接着，突然声音变得调皮起来:‘马哈果尼好地方，空气清新又凉爽，既有女人和马肉，还有扑克威士忌。马哈果尼碧空月，今日照得人欢畅，一大堆兜里的钞票，管叫你这大笨嘴儿哈哈笑。’———之后，声音突然变得高亢雄壮，叫人毛骨悚然:‘神在我小的时候，常救我脱离人间的喧嚣和苦恼，我平安无事地在园林的花丛中游玩，天堂的和风吹拂着我的面颊，向你伸出柔臂的花草满心欢畅，令我心花怒放。’这些我再过五十年也背得出来。她唱，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几乎每天晚上，一天唱几次，您想想:莱尼唱这歌时用的是纯正的、一本正经的标准德语，而她平时只说她那干巴巴的莱茵方言。真的，这叫人忘不了，忘不了，那个小伙子忘不了，我们大家，都忘不了连玛格蕾特也忘不了。莱尼每当在那儿朗诵和唱歌，特别是给她的小男孩朗诵那首莱茵河之歌时，玛格蕾特的一些英美朋友总是看不够听不够是啊，她年轻时是一个了不起的姑娘，现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我认为她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母亲，至于后来那孩子出了问题，责任并不在她，而是怪那帮坏蛋，其中包括我那两个混蛋儿子，‘霍伊泽一家’———他们坏透了，特别是我公公老霍伊泽。每次他来收房租，三间屋子收我们四十六马克十五芬尼，胡贝特都叫他极不自在———胡贝特每次都笑，像魔鬼一样笑，每次都这样———他们到最后只是书信往来，而老霍伊泽又斤斤计较，说什么按规矩房租应由房客送交房东，而不是让房东去收———好吧，胡贝特于是就把房租在每月第一天送到他的西郊的别墅去———他在那儿也能像魔鬼似的笑，老霍伊泽直至再也受不了了，就要求将房租改为邮寄。胡贝特在这种情况下就去打官司，看看房租究竟应该交、收还是寄———十或二十芬尼的汇费不能硬要他花费，或者哪怕是通过邮政支票帐户邮汇，因为他只是一个小工，这确实不假。嘿，他们真的一起上了法庭，这场官司胡贝特打赢了，霍伊泽于是只能从中选择:要么到我们家来，要么在自己家里听魔鬼的笑声。有三年零四个月之久他每月一日都将这种笑声听到，后来他才想出主意，请人代收———不过我告诉您，这种魔鬼的笑声，霍伊泽至今仍刻骨铭心，但今天莱尼却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只要我们有一点不合他的意，他就把莱尼折磨得要死，撵她出门。(叹气，喝咖啡，抽烟———请参看上文———抚摩剪短的灰白头发。)我们的幸福生活一直到一九四八年，胡贝特格鲁伊滕惨遭不测，一命身亡———简直是胡闹，从那时起我再也不愿见佩尔策这个人，不想再听到他的情况，真的不想，太恶劣了。此后不久，也夺走了我的孩子，老头子不肯放手，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目的是夺走我的孩子。他说我同每一个当时住在我们家里或者只是来看望我们的男人乱搞，先让他们去慈善机关，后来再把他们领走；他甚至怀疑我同可怜的海因里希普法伊弗乱搞，这个可怜虫当时还没装假腿，要去医院或民政局时就在我们家住。我们不得不把房间转租给别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提高了房租，不肯松口———真不凑巧，慈善机关的那个女人来过几次，可以说经常来，老是在事前不打招呼，真该死，您想什么都可以，真该死，她有三次发现我和一个汉子在一起，有两次，按照她的说法“是情况暧昧一清二楚’，我说得明白些，正同波加科夫躺在床上；波加科夫是波利斯的伙伴，有时来将我们看望。是的，第三次她又发现我‘情况暧昧’，波加科夫当时穿着衬衣，站在窗口用我的小镜子刮胡子，一个脸盆在窗台上放着。她在她的报告中写道:‘这种情况说明一种亲密关系，对教育未成年子女不利。’不错，库特当时九岁，维尔纳十四岁，那样做也许不合适，特别是因为我根本不爱波加科夫，甚至谈不上特别喜欢他，我们只是逢场作戏而已；他们当然也盘问了孩子———此后我就失去了他们，永远失去了他们；他们离开我时还哭了一通，可是后来他们从修女那里搬到他们祖父家以后，就再也不关心了我的死活；在他们眼里我不仅是个婊子，而且还是共党分子等等。不过有一点必须承认:他让他们念高中，上大学，还拿着格鲁伊滕当年送给库特作见面礼的那块地皮大做投机买卖———今天，事过三十年之后，这块地皮上有四个住宅群，底层是店铺，三百万是足足值的，单是租金就足够养活我们所有人，包括莱尼在内，而当年送给库特时人们只当它是个镀金的茶杯———当然这比一个为了总共挣一千一百一十二马克月薪，天天起早贪黑去上班的筋疲力尽的老母亲强得多。有一点得承认:我就不会像他那样巧干，不会那样干。至于那个波加科夫，只怪我做了一件蠢事，不大对头。胡贝特不幸惨死以后，我忧愁悲伤，心力交瘁，正碰上可怜的波加科夫拿不定主意是否回俄国，成天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将忧伤的歌唱着，像波利斯一样———天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过几次一起上床逢场作戏。我后来还是打听出来了，原来是霍伊泽向德国辅助警察告发，说我们有一个黑市仓库。他对没有从施尼勒巷捞到什么一直耿耿于怀。因此，有一天，大概是一九四六年年初，那些讨厌的德国探子就找上门来，自然找到了我们藏在地下室的东西:熏猪肉、咸黄油、咖啡、香烟，还有大批袜子和内衣———统统没收，本来这些东西还足够我们富富有余地用两三年哩。不过有一点他们无法指责我们:我们从未在黑市上卖过一克东西，至多搞过几次交换，甚至还送掉不少，这都是莱尼干的。我们的英美朋友一点也帮不上忙，这事是那些德国密探经手的，他们甚至还把我们的家抄了。在莱尼的房间里找到她那几张可笑的‘全校最标准德意志少女’证书。确实有一个家伙想去告发她，凭这几张她十岁和十二岁时得到的狗屁证书说她是纳粹分子，不过此人碰巧被我看见穿过党卫队制服，他因此也乖乖地闭口不说了。不然莱尼可就麻烦了:你怎么能向英国人或美国人说清楚，得到‘全校最标准德意志少女’证书并不等于就是纳粹呀？那时佩尔策确实很义气，从施尼勒巷搞到的东西他都已存放到安全地点，没有被人告发，当他听说我们的东西统统被没收了，就自愿拿出了一些东西。一不要钱，二不要回报，很可能是为了博取莱尼的欢心。不管怎么说，这个恶棍比老霍伊泽要好一些。我是后来，很久以后，我想已经是一九五四年了，才从一个警察的口中听说，原来是我自己的公公大人把我们告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