肢的人到了一九四四年初能算老几？不过是个领取一笔寒酸的抚恤金的可怜虫而已———您尽可以做一下的想象，这种人在和女人上床前的关键时刻先卸下假腿，那是一种什么滋味？叫人恶心，对他和对方都是如此，哪怕对方是个婊子。(哦，她的出色的茶，而且在笔者第三次访问时烟灰缸已经有小咖啡杯托那么大，是否应把这看作是表示好感？———笔者)还有然后那个彻头彻尾健康的佩尔策，您可以把他当作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的典范，找到这只有在罪犯中才能，我指的是彻头彻尾丧尽天良的人。丧尽天良使人健康。您听我说，他不放过任何一笔买卖，从不放过。他还同那些早上送晚上接波利斯的卫兵顺便做咖啡、白兰地、香烟的生意哩———差不离这些人每周押车去法国或比利时一次，带回成箱的白兰地、雪茄烟和咖啡，衣料也有，他们甚至可以向这些家伙定货，就像跟商店订货一样。在其中有一个名叫科尔布，是个年纪较大而且老奸巨猾的家伙，曾经我从安特卫普捎过可做一件连衣裙的天鹅绒。另一个叫波尔迪希，年轻一些，是个快乐的虚无主义者，从一九四四年初起这种人比比皆是。我告诉您，那小伙子无忧无虑，装了一只假眼，把一只手失去了，军装胸前挂满奖章。他玩世不恭地利用自己失去的一只眼睛、失去的一只手和胸前的银质奖章为自己捞好处，就像赌博时使用筹码一样。什么人民、领袖和祖国，他都不放在心上，还不如我呢，因为我即使可以不要领袖，但毕竟还要一个莱茵祖国，要莱茵人民。嗯，满不在乎这些，这家伙，有时同我们当中长得仅次于莱尼的谢尔夫到后面的温室中去呆一会儿，用他的话说是‘逮只小耗子’或‘听山雀唱歌’，据说已经过佩尔策批准，让她去挑几朵花给他。由于此事，他有许多外号。人倒并不叫人讨厌———只是他的玩世不恭和虚无主义有点叫人吃不消。给克雷姆普他也总想打打气，有时塞给他几根香烟之类的东西，拍拍他的肩膀，当时流行的口号高呼:‘老兄，要享受战争之乐，和平将会是可怕的。’另一个，那个科尔布，是个讨厌的家伙，动手动脚是他喜欢的。至于佩尔策———用时髦话来说:鉴于丧葬市场的行情，自然产生了什么都有的黑市，有缎带、花圈、鲜花、棺材，自然他分配到一定数量的党政要员花圈、英雄花圈和被炸死者花圈。给自己死去的亲人送葬时不献花圈，有谁愿意呢？再者，由于有越来越多的军人和平民死去，最后不仅一口棺材反复使用多次，而且成了只是摆样子的花架子:起初用帆布后来改用麻袋布缝合，再吞只是草草一卷，或多或少赤身露体的死人通过活动的底板掉进土坑，人们让停放一段时间摆样子的棺材，甚至还装模作样地往上面扔点土，但一等死者家属、礼炮队、市长和党魁们———嗯，也就是说———一等佩尔策所说的‘送葬的必不可少的队伍’离去，走到看不见的地方，就把摆样子的棺材收上来，弄干净，擦一擦亮，用土把坟墓赶紧填平———我告诉您，快得就像埋犹太人死人一样。于是人们说:下一位，请！就像理发店一样。对棺材租金———和大笔殡葬收入垂涎三尺的佩尔策不难想到，想到花圈也可以多次使用，这样用上一只花圈两次、三次，有时甚或五次，如果不买通不勾结陵园管理人员，那是办不到的。重复使用的次数多少，当然取决于花圈架子材料的坚固程度和所使用的枝叶了———此外也可以乘机仔细地考察竞争对手的手法和毛病。这是当然需要有人组织的，有人合伙干———还有一定程度的保密———这只是他串通格龙奇、莱尼、我和克雷默尔才能做到———我承认:我们一起干了。那时候农村花圃送来的花圈有时质量达到真正的战前水平。为了不使其他人发现，整个活动就取名‘翻新组’。一直最后扩展至缎带。还是佩尔策先注意到这个问题，巧妙地使缎带上的题词在顾客订货时就越来越一般化，这样就提高了重复使用缎带的机会。像‘你的父亲，常常你的母亲’这种落款在战争期间可以使用，即使是相比之下带有个人名称的落款‘你的康拉德’或‘你的英格莉德’，重用的机会也有的，只要将它熨平，把颜色和字迹稍加整新，把这些缎带放进缎带柜，等到再有一个名叫康拉德或英格莉德的人悼念某人时取出来使用就可以了。佩尔策那个时期最爱说的一句格言同任何时候一样:小牲口也造粪。波利斯最后想出了一个相当有用的主意，他想出———因为对德国通俗文学的了解他才有可能将这些知道———重新采用一种古老的挽词:‘呜呼哀哉，永志不忘。’嗯，这一挽词成了今天所谓的畅销货，而且可以长期使用，直到缎带确实无法再翻新和熨平为止。甚至连极为罕见的署名如‘你的古杜拉’等也都保存起来了。”

对此克雷默尔说道:“是的，不错，我也参与其事。我们额外加班，以免将引起别人的注意。他总是说，这又不是毁坟盗墓，花圈是从垃圾堆里拣来的。嗯，我毫不在乎。这使我们得到一大笔外快，再说这又有什么不好呢？让花圈扔在坟圾堆里腐烂，究竟有何用处，对谁有好处呢？可是后来到底还是有人告发了，罪名是亵渎坟墓和盗窃死人财物。原来，也有一些人过了三四天又回来看看，不料他们的花圈已不翼而飞———不过他十分讲义气，没有把我们牵扯进去，自己一个人上了法庭，全部包了下来，格龙奇甚至没有牵扯到。据我从一个熟人那里听说，他十分巧妙地搬出了所谓‘反对浪费’这块风行全国的金字招牌，承认有‘某些不轨行为’，并将一千马克捐献给了一座疗养院。据一个熟人告诉我———那不是正规法院，只是一个同业工会委员会，后来才是一个党内名誉法庭———他说:‘同志们，先生们，本人战斗在诸位当中多数人不了解的一条战线———以及诸位当中许多人比我更了解的战线。有时那儿不也存在着某些不便斤斤计较的事情么？’嗯，他此后有一段时间就洗手不干了，一直到一九四四年底。那时候全国一片混乱，再也没有什么人来注意花圈和缎带这种小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