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一个星期三，她跟即将代理放射科主任职务的汉加尔特一起到各病房作了最后一次巡诊。

她们这次巡诊是从早晨开始的，一直持续到临近吃午饭的时候。尽管东佐娃很信得过该罗奇卡-汉加尔特，汉加尔特对所有的住院病人的情况也像东佐娃一样熟悉，但当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开始从一张张病床旁边走的时候，尽管已意识到自己在一个月之内不可能回来看他们，说不定永远也回不来了，但几天来她第一次头脑清醒，也变得坚强了些。她恢复了考虑问题的兴趣和能力。早晨，她本来打算尽快移交工作，尽快签署最后几份材料，然后就回家去收拾行装——这一设想不知怎的一下子都落空了。她已如此习惯于以一个领导者的身份亲自安排一切工作，因此今天她要给每一个病人至少作出一个月的预测：看病情将会怎样发展，治疗过程中需要采用哪些新的方法，会不会出现采取异常措施的可能等等，否则她是不会从那个病人的床前离开的。她几乎跟先前一样从这个病房巡诊到那个病房——这是她最近几天身处旋涡以来怀着轻松的心情所度过的最初几个小时。

她对自己的不幸已经习惯了。

然而，她出入病房又好像有一种被剥夺了医生权利的感觉，好像做了什么不可原谅的错事而被取消了资格似的，所幸的是事情尚未向病人宣布。她给病人听诊，开药方，发指示，用想像中的先知那种眼神观察病人，其实她自己就感到不寒而栗，因为她再没有资格判断别人的生死了，因为再过几天她也将同样可怜巴巴、合乎乎地躺在病床上，很少注意自己的仪容，一心等着听资格更老而经验更丰富的专家说些什么，还会担心疼痛发作，说不定还会懊悔住进了那所医院，也有可能会怀疑对自己的治疗不那么对头。而且，还会像渴望崇高的幸福似地向往那种脱去病号衣裳晚上回自己家去的日常生活的权利。

这一切涌上了心头，毕竟有碍于她像平时那样有条不紊地思考问题。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忧心忡忡地接过这副担子，她实在不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是的，她根本不愿意这样。

对薇加来说“妈妈”这个称呼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薇加是3人当中对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作出最悲观诊断的一个，她预料这位“妈妈”将不得不接受一次大伤元气的手术，而被慢性放射病耗竭了体力的东佐娃，可能禁不起这样的手术。今天，薇加同她并肩而行的时候，心里就想这也许是最后一次了，而她自己还得在这些病床之间巡诊好多年，每天都会怀着沉痛的心情怀念那个把她培养成医生的人。

这时，她用一个指头把泪珠悄然抹去。

而今天，薇加恰恰应当比任何时候都更明确地预见到可能出现的情况，尽量不要漏提任何一个重要问题，因为这50条性命第一次以其全部重量压到了她的肩上，今后也就唯她是问了。

就这样，她们的巡诊在忧心忡忡和注意力分散的情况下持续了半天。她们先巡视女病房，随后把楼梯平台上和走廊里的病人-一看过。不用说，在西布加托夫床边停留的时间比较长。

她们在这个安静的按超人身上倾注了多少心血啊！可是只赢得几个月的拖延罢了，何况这几个月也无非是在光线暗淡、空气不好的穿堂角落里苟延残喘。能骨已支撑不住西布加托夫了，他全靠两只有力的手从后面托住背脊，才能保持垂直的姿态；他惟一的活动就是到邻近的病房去坐一会，听听人家谈些什么；他呼吸的空气，都是从老远的一扇通风小窗里透过来的；头顶上方的天花板乃是他的整个天空。

除了接受规定的治疗、听女护理员们吵嘴、哈医院里的病号饭以及玩多米诺骨牌外，他生活中没有其他的内容，然而，哪怕就因为能过上这样一种可怜的生活，尽管背上还有愈合不起来的伤口，每次医生来巡诊时，他那痛苦不堪的眼睛还是闪烁着感激的目光。

这时东佐娃心想，如果抛弃自己通常的尺度，而采用西市加托夫的标准，那末，她还算得上一个幸福的人。

可是西布加托夫不知从哪儿得悉，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今天是最后一天上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