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带着妹妹过，家里都没有地毯，甚至好多东西都没有，按薇拉的观念那些东西是绝对不能缺的，他简直感到惊奇她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他反复考虑，最后才把一切告诉了领导她们的法官，但当即要求不就此事依法起诉，而只是把她们开导开导算了。法官非常感激薇拉不公开处理此事的主张，因为张扬出去也有损于法官的威信。他俩一起先后把两个姑娘叫来分别训了几个小时。两个姑娘都承认了。总的来说，她们每人每月从中捞取百把卢布。

“应该立案，唉，应该立案！’他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如此惋惜，仿佛是他自己考虑错了。诚然，使法官难堪也没有必要，就这方面来说，薇拉做得倒也策略。“至少她们应当全部退赔片

讲到最后薇拉的语调已变得没精打采。他自己也无法理解这一事件的意义。当他去找法官建议不要把事情公开处理时，他知道也感觉到自己做得宽宏大度，心中对自己的决定也感到自豪。他想像那两个姑娘是怎样喜出望外，因为她们在被迫交待和承认之后，本来是准备接受处分的，不料竟得到宽恕。他跟法官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批评她们，指出她们的行为是多么可耻，多么卑劣，他在自己严厉声音的感染下，从自己23年的生活经历中对她们举出他所知道的一些诚实人的例子，他们有一切条件和机会盗窃，但是他们却没有那样做。薇拉用毫不留情的言辞鞭挞她们，心里知道这些激烈的话将会随着她们被宽大处理而淡化。两个姑娘获得宽恕后走了，但在这之后的好些日子，她们碰见薇拉时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不仅不走到跟前对他的高尚举动表示感谢，反而故作没有看见他的样子。这使他非常惊讶而又大惑不解！说她们不懂得自己幸免于什么样的命运吧，可也说不通，因为她们是在法院里工作，对这一切都十分清楚。他忍不住走到尼娜跟前，主动问她是否高兴。尼娜回答说：“有什么可高兴的？现在非换工作不可。光靠那点工资我是没法生活的。”而长得比较讨人喜欢的卡佳呢，薇拉又一次请她去看电影，她回答说：“不，我只会光明正大地出去散步，不会鬼鬼祟祟地去看电影！”

他就带着这样一个疑团从出差的地方回来了，直到现在还在想这件事。姑娘们的忘恩负义深深地刺痛了他。他知道生活是比较复杂的，不像头脑简单的、直爽的父亲所想的那样，但哪知事实上还要复杂得多。薇拉究竟该怎么办？不饶恕她们？还是什么也不说，装做没察觉这些被重复使用的印花？要是这样，他的全部工作还有什么意义？

父亲没有再问，薇拉也宁愿不再说什么。

父亲根据这一又被笨拙的手化为乌有的事件，彻底得出了结论：一个人要是小时候没有主心骨，将来也不会有。很难生自己亲生儿子的气，而只是为他非常惋惜、懊恼罢了。

他们在外面似乎坐得太久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两腿有点儿冷，很想躺下。他让薇拉吻了吻他。放儿子走后，他向病房走去。

病房里大伙正谈得热闹。诚然，主要讲演者的嗓门没有声音：他就是先前经常到他们这里来的那位部长派头的哲学讲师，后来他的喉咙开了刀，日前刚从外科病房转到二楼放射科病房。

他喉咙前部最显著的地方插着一个金属的玩意儿，样子像少先队红领巾的卡头。这位讲师颇有教养，是一个能使人产生好感的人，所以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竭力不伤害他的自尊心，看到他喉头这个夹子怎样使他抽动也不动声色。这位哲学家，为了使大伙多少能听到他的声音，现在每次说话都把一个指头按在夹子上。他一向喜欢讲话，习惯于发议论，动了手术以后他也充分发挥失而复得的功能。

他站在病房中间的地方，用比耳语稍大一点的嘶哑声音在讲故事：一个过去的军需官把全套家具。雕像、花瓶、镜子都拖到自己家中，起初所有这些东西是从欧洲运来的，后来又从旧货店露了出来。结果怎么样呢？他承认了错误，把房子交给了儿童福利机构，只给了他一个警告处分，没有判刑。”

“同志们！”鲁萨诺夫解释说。“既然他海过了，认识了，还把房子交给了儿童福利单位，何必对他采取极端措施呢？”

“可笑倒是可笑，”科斯托格洛托夫还是那么慢慢吞吞地说“不过，请问，这一切您从哲学上如何解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