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躯体，微着拖鞋，小心翼翼地悄然走近他，而遭到死亡偷袭的鲁萨诺夫，不仅无法同它斗争，甚至慌了手脚，一个主意也拿不定，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它是非法来到的，没有一条规定，没有一项指示能够保护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

他惋惜起自己来了。他不忍想像，这样目的明确、蒸蒸日上、甚至可以说美好的生活，竟被这横飞而来的肿瘤石子破坏了，他的头脑怎么也无法承认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他是那么惋惜自己，简直眼泪都涌现出来了，视线也时刻变得模糊。白天他时而用眼镜掩盖眼泪，时而仿佛由于伤风而用手帕遮住。可这天夜里他却悄悄地哭了很久，在自己面前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从童年开始他就没有哭过，他不记得哭是怎么回事，更不记得哭出的眼泪有时会使内心变得轻松一些。他们未能推迟他的危险和不幸——癌症死亡也罢，归案重审也罢，面临的打针和新的调妄也罢，仿佛都把他抬到这些危险的一个新的台阶上。他似乎心里比较明朗了。

可他还很虚弱，很少翻身，不想吃东西。他是如此虚弱，甚至在这种状态里还找到了某种快慰，但却是不吉之兆，就像一个冻僵的人无力动弹一样。他似乎变得麻痹了，又像是被棉花堵住了耳朵的聋子，不再怀着平时那种满腔的公民热血去对待周围的事物了——跟丑恶的错误现象作不调和的斗争。昨天，啃骨者还向院长谎称自己是垦荒者，可只要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一开口，说两句话，啃骨者就会马上从这里滚蛋。

可他什么也没说，自始至终沉默。从公民觉悟的观点来看，这是不应该的，他的职责就是戳穿谎言。但不知为什么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竟然没有说话。这倒不是因为没有说话的力气了或者害怕啃骨者会报复，不，不是因为这个。而似乎是他根本就不愿说话，仿佛病房里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是都跟他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相干。甚至还有这样不可思议的感情，认为这个爱嚷嚷的鲁莽汉子归根到底也是个成年人了，有他自己并不怎么幸福的命运，那就让他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吧，尽管他时而不许熄灯，时而蛮不讲理地打开通风小窗，时而又不知趣地首先去拿没人碰过的干净报纸。

而今天啃骨者就更出丑了。化验室的一个姑娘来统计选民名单（病人在医院里也要参加选举），她向大家收身份证，所有的人都交了身份证或集体农庄的证明，而科斯托格洛托夫却什么证件也没有。化验员自然感到惊讶，一定要他出示身份证。就这样，科斯托格洛托夫居然大吵大闹了起来，说她应该具备起码的政治常识，流放者有各种各样，她不妨打电话到某处去问；说他有选举权，不过万不得已他也可以不参加投票。

这时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才意识到，自己邻床的这个人是怎样一个胡搅蛮缠和不可救药的家伙！但是，这本该使鲁萨诺夫感到后怕，后悔自己住进这所医院无异于陷入一个贼窝，竟然躺在这样的人中间，可他反倒缺乏斗志，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让科斯托格洛托夫爱怎样就怎样好了；让费德拉马爱怎样就怎样好了；让西布加托夫爱怎样就怎样好了。让他们所有这些人都在这里治病好了。让他们都活着好了，只要他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也能活下来就行。

裹着白色被单的死神在他前方耸立着。

让他们都活着好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也不再去追问他们的老底，不再去审查他们。不过这得有个条件，那就是他们也不得探听他的底细。任何人都不得算老账。过去的就算过去了，如今再去翻老底，看18年前谁在哪方面犯了错误，也是不公正的。

从穿堂里传来了护理员内利妞刺耳的声音，全院只有她才有这样的尖嗓门。这是她大约隔着20米在问谁，甚至任何称呼都不喊：

“喂，这双提亮的皮鞋值多少钱？”

对面那个姑娘回答了什么，倒是听不清楚，接着又是内利妞在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