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符合瓦季姆的愿望，不过后天——星期五就要把他带去动手术了。

他们俩一直保持沉默，不过今天终究谈起了生病的事，费德拉乌说自己曾经生过病，差点儿死于脑膜炎。

“噢！是撞伤引起的吗？”

“不，是感冒引起的。我在厂里热昏了，而他们用汽车送我回家的时候，路上头部吹了风。结果脑膜发炎了，眼睛什么都看不见。”

他叙述事情的经过时很安详，甚至还面带笑容，一点也不渲染那是多么可怕的一幕悲剧。

“怎么会热昏的呢？”瓦季姆问道，不过眼睛已经是斜着看书了，因为时光似乎已经流逝。病房里凡是谈起疾病，总是有人听。费德拉乌发现鲁萨诺夫的视线从房间的那边向这边投来，今天他的目光是温和的，费德拉乌的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讲给他听的：

“厂里的锅炉发生故障，必须进行一次复杂的焊接抢修。但如果把蒸气全部放掉，让锅炉冷却，尔后再重新加温，就得一天一夜。厂长夜里派车来接我，说：‘费德拉乌！为了不影响生产，你穿上安全服，冒着蒸气爬过去抢修，行吗？’我说：‘既然需要，那我去修！’那是在战前，生产指标压得很紧，就得那么干。于是我就爬进去修了。干了一个半小时…怎么能推辞呢？在厂里的光荣榜上我一直名列前茅。”

鲁萨诺夫一面注视着他一面听，脸上露出赞许的表情。

“这是一个党员也值得自豪的行为，”他夸了一句。

“我本来就是…党员，”费德拉乌更谦逊、更沉静地微微一笑。

“过去是？”鲁萨诺夫纠正他。（这些人你一夸，他们就当真。）

“现在也是，”费德拉乌声音很轻地说。

鲁萨诺夫今天顾不得去细想别人的事情，没有心思跟别人争论或告诫他们要有自知之明。他自己的处境就极其不妙。但是对于明显的谎言又不能不加以纠正。而地质学家已经钻到书本里去了。于是鲁萨诺夫以微弱的声音沉着而清晰地说（他知道，别人一定会聚精会神地听，而且一定能听得见）：

“这不可能。您不是日耳曼人吗？”

“是日耳曼人，”费德拉乌点了点头，似乎有些沮丧。

“那不就对了吗？你们被遣送到流放地去的时候，党证都得被收去。”

“没被收去，”费德拉乌摇着头说。

鲁萨诺夫撇了撇嘴，只觉得说话很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