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完。即使是现在，她在考虑众多事情当中，也再次为西布加托夫的厄运陷入了沉思，记下了在学会见到奥列先科夫医生时所要请教的问题。就像她带领自己指导的三名主治医生走上独立工作道路那样，战前，奥列先科夫医生也曾经亲自指导过她，极其细心地向她传授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柳多奇卡，千万不要一头扎到专业化里面去！”他告诫她。“即使全世界都倾向于专业化，您也要坚持自己的做法——一手抓爱克斯光诊断，一手抓爱克斯射线治疗！哪怕世界上只剩下一个这样的医生，那您就做这最后一个好了！”至今他还健在，就住在这个城市里。

她已经把灯关了，可是又从门口回来记下了明天要做的事情。穿好了自己的那身蓝色的但已不是新的大衣，她还折向院长办公室，但那里的门已经上了锁。

最后，她从掩映在白杨树中间的台阶下来，沿着医疗中心的林荫路走去，但思想还整个儿沉浸在工作中，她甚至想也不想从中摆脱出来。天气不知是好是坏——她根本没有在意。不过，还没到黄昏时分。在林前路上遇到许多陌生的面孔，但这在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那里也没引起女性的那种自然而然的好奇心——所遇到的人中间谁身穿什么，头戴什么，足登什么。她一路眉头紧皱，锐利地注视着所有这些人，仿佛是在给这些人身上今天还感觉不到但明天就会出现的肿瘤定位。

她就这样走着，从医疗中心的一个内部小茶馆旁边和一个经常在这里卖漏斗状报纸包的扁桃仁的乌兹别克男孩身旁走过，一直来到大门口。

守大门的是个警觉而又爱训人的胖女人，她只放健康的、不受限制的人出大门，病人到了这里则被她喝令回去。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走出这座大门，似乎应当从工作环境转向家庭生活了。但她却不是这样，她的时间和精力并不是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平均分配的。她把精神最好的那一部分时间花在医疗中心，而出了大门以后和早晨上班之前很久，工作上的种种想法还像蜜蜂似的在她头脑周围盘旋。

她把寄往塔赫塔一库佩尔的信投进了邮筒。穿过马路走向电车终点站。她要乘的那路电车响着当当的铃声调过头未。人们从前门和后门涌了进去。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急忙去占了一个座位——这就是她离开医院之后的第一个小小的希望，她由此开始从主宰病人命运的医生变成任人挤来挤去的普通电车乘客。

但不论是在电车沿着年代已久的单线轨道隆隆行驶还是在错车站久久停靠的过程中，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一直是无意识地望着窗外，时而思考着穆尔萨利莫夫肺部出现的转移，时而思考着打针对鲁萨诺夫可能发生的影响。今天巡诊的时候他说话的那种训人的腔调和威胁的口吻，从上午起被一大堆别的事情冲淡了，此时，下班以后，又显现出令人心情压抑的积淀：晚上和夜里折磨她。

电车上的许多女人也像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那样，随身带的不是小巧的女式提包，而是塞得进一头活猪仔或4个大面包的那种大拎包。电车每过一站，窗外每掠过一家商店，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的思想就愈来愈被有关家庭和家务的事所控制。这一切都压在她的身上，而且只能由她承担，因为能指望男人干什么家务呢？她的丈夫和儿子都是这样的，有一次她去莫斯科开会，他们整整一个星期连碗也没有洗过：倒不是故意留给她洗，而是认为这种周而复始老是重复的工作毫无意义。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还有一个女儿，已经出嫁了，并且有了一个小孩，可她跟没有丈夫差不多，因为正在闹离婚。一天来这时才第一次想起自己的女儿，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并未感到高兴。

今天是星期五。这个星期天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一定得大规模地洗一次衣服，因为积下的太多了。这就是说，下一周前半期的菜无论如何要在星期六晚上做好（她每周做两次菜）。而今天晚上就得把要洗的衣服泡上，不管多晚睡觉。这会儿，也只有这会儿，尽管已经晚了，还得去一趟中心市场，那里到了晚上也能买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