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之恩。

而现在他是一个人来的——母亲已经去世，谁也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他，谁也无法从他的骨头里把过去照的射线抽回去。

就在前不久，已经是1月底，一位年轻的母亲来诉说乳房里没有奶水。她不是直接来到这里的，而是从一所医院转到另一所医院，最后才转到肿瘤医院。东佐娃不记得她了，但由于她们医院里的病历卡是永久保存的，便到存放档案的小仓库里去翻了一阵，找到她1941年的病历卡，从中得到证实，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曾经来过，并且很听话地躺在射线管下照一个良性肿瘤，要是现在，那谁也不会用爱克斯光来治这种肿瘤的。

东佐娃只好在老卡上继续往下写：软组织萎缩，种种迹象表明这是迟发性射线病病变。

当然，无论对这个畸形的少年，还是对这个不幸的年轻母亲，谁也不会解释说，他们小时候接受的治疗有问题，因为说明这一点对个人无益，对公家也不利，只会妨害在居民中间进行医疗卫生方面的宣传工作。

但是，这些病例却引起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的震动，她痛心地感到一种无法赔偿和纠正的罪过，而今天科斯托格洛托夫恰恰击中了这一点。

她两手交叉地放在臂肘上，在房间里两台已经关掉的机器之间那狭窄的通道上从门口走到窗前，又从窗前走到门口。

但老是提出医生给病人治病的权利问题能行吗？如果老是那么去想，如果对每一种今天在科学上得到认可的疗法都总是怀疑，担心它将来会不会被否定或推翻，那么，鬼才知道这会导致什么结果！要知道，甚至阿司匹林造成死亡的病例也是有记载的：有人生平头一次吃阿司匹林就死了…要是那样的话，就根本没法治病！根本无法做到日常的救死扶伤。

大概，这条规律带有普遍性：任何一个做事情的人做的结果总是包含两个方面——既有益处，又有害处。只不过有的益处多些，有的害处多些。

然而，无论她怎样安慰自己，也无论她怎样清楚地知道，这些不幸的病例连同诊断错误、措施不当或治疗太晚造成的事故加在一起，也许在她所做的全部工作中还占不到2％的比例，而被她治好了的、救活了的青年人和老年人，女人和男人，如今在田野、草地和柏油马路上走，在空中飞，在攀电杆、收棉花、扫街道、站柜台、坐在办公室或茶馆里，在陆军和在海军中服役，人数成千上万，他们之中不是所有的人都把她忘了，不是所有的人会忘记她；她也知道，倒是她自己有可能把他们忘记，忘记自己治得最好的那些病例，忘记自己的那些极为艰苦的胜利，可是至死也会记得那几个起死回生的苦命人。

这是她的记忆的特点。

不，今天她已不可能准备那篇报告了，况且下班的时间快到了。（难道还要把稿子带回家去？大概带回去也是白搭，在这之前带来带去已有上百回了。）

而还应该做完的事，就是把《医疗放射学》上的几篇短文读完。再就是给塔赫塔一库佩尔的那位医师复信，回答他提出的问题。晦暗的窗外透进来的亮光愈来愈弱，她打开台灯坐了下来。一个已经脱去了白长衫的女医生从门缝着了一眼，问道：“您还不走吗，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藏拉-汉加尔特也进来问：

“您还不走吗？”

“鲁萨诺夫怎么样？”

“睡着了。没有呕吐。多少有点发烧。”蔽拉-科尔尼利耶夫娜脱去不开襟的白长衫，露出身上的灰绿色塔夫绸连彩裙，这衣服上班时穿似乎太好了些。

“就那么随便穿您不觉得可惜吗？”东住娃点头示意她的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