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先生首先以为无产者文学理论的错误，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因为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有不同的地方，但还有相同的地方“他们的人（这两字原本有圈）并没有两样”例如都有喜怒哀乐，都有恋（但所“说的是恋的本，不是恋的方式”）“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的艺

自此以后，这才了文艺批评的本题。

但梁先生又有本不必求助于无产文学理论，而仍然很不了了的地方，例如他说“鲁迅先生前些年翻译的文学，例如厨川白村⒆的《苦闷的象征》，还不是令人看不懂的东西，但是最近翻译的书似乎改变风格了。”只要有些常识的人就知：“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但同是一外国文，因为作者各人的法，而“风格”和“句法的线索位置”也可以很不同。句可繁可简，名词可常可专，决不会一外国文，易解的程度就都一式。我的译《苦闷的象征》，也和现在一样，是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的，然而梁实秋先生居然以为不能看懂者，乃是原文原是易解的缘故，也因为梁实秋先生是中国新的批评家了的缘故，也因为其中造的句法，是比较地看惯了的缘故。若在三家村里，专读《古文观止》⒇的学者们，看起来又何尝不比“天书”还难呢。

事，并且‘译’也不见得能保存‘原来的悍的语气’。假如‘译’而还能保存‘原来的悍的语气’，那真是一件奇迹，还能说中国文是有‘缺’吗？”我倒不见得如此之愚，要寻求和中国文相同的外国文，或者希望“两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我但以为文法繁复的国语，较易于翻译外国文，语系相近的，也较易于翻译，而且也是一工作。荷兰翻德国，俄国翻波兰，能说这和并不工作没有什么区别么？日本语和欧很“不同”但他们逐渐添加了新句法，比起古文来，更宜于翻译而不失原来的悍的语气，开初自然是须“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很给了一些人不“愉快”的，但经找寻和习惯，现在已经同化，成为己有了。中国的文法，比日本的古文还要不完备，然而也曾有些变迁，例如《史》《汉》不同于《书经》⒃，现在的白话文又不同于《史》《汉》；有添造，例如唐译佛经，元译上谕，⒄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一经习用，便不必伸手指，就懂得了。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即也须新造，——说得坏，就是造。据我的经验，这样译来，较之化为几句，更能保存原来的悍的语气，但因为有待于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国文是有缺的。有什么“奇迹”什么“吗”呢？但有待于“伸手指”“着”于有些人自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不过我是本不想将“快”或“愉快”来献给那些诸公的，只要还有若的读者能够有所得，梁实秋先生“们”的苦乐以及无所得，实在“于我如浮云”⒅。

那么，此后如何呢？梁先生以为是不足虑的。因为“这革命的现象不能是永久的，经过自然化之后，优胜劣败的定律又要证明了，还是聪明才力过人的人占优越的地位，无产者仍是无产者”但无产阶级大概也知“反文明的势力早晚要被文明的势力所征服”所以“要建立所谓‘无产阶级文化’，…这里面包括文艺学术”(29)。

例如就是那篇《文学是有阶级的吗？》的文，结论是并无阶级。要抹杀阶级，我以为最净的是吴稚晖(24)先生的“什么克斯克斯”以及什么先生的“世界上并没有阶级这东西”的学说。那么，就万喙息响，天下太平。但梁先生却中了一些“什么克斯”毒了，先承认了现在许多地方是资产制度，在这制度之下则有无产者。不过这“无产者本来并没有阶级的自觉。是几个过于富同情心而又态度褊激的领袖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25)要促起他们的联合，激发他们争斗的念。不错，但我以为传授者应该并非由于同情，却因了改造世界的思想。况且“本无其”的东西，是无从自觉，无从激发的，会自觉，能激发，足见那是原有的东西。原有的东西，就遮掩不久，即如格里莱阿(26)说地运动，达尔文(27)说生化，当初何尝不或者几被宗教家烧死，或者大受保守者攻击呢，然而现在人们对于两说，并不为奇者，就因为地终于在运动，生确也在化的缘故。承认其有而要掩饰为无，非有绝技是不行的。

但是，这回的“比天书还难”的无产文学理论的译本们，却给了梁先生不小的影响。看不懂了，会有影响，虽然好像稽，然而是真的，这位批评家在《文学是有阶级的吗？》里说：“我现在批评所谓无产文学理论，也只能据我所能了解的一材料而已。”(21)这就是说：因此而对于这理论的知识，极不完全了。

但对于这罪过，我们（包一切“天书”译者在内，故曰“们”）也只能负一分的责任，一分是要作者自己的胡涂或懒惰来负的。“什么卢那卡尔斯基，蒲力汗诺夫”的书我不知，若夫“婆格达诺夫之类”的三篇论文(22)和托罗兹基的半《文学与革命》(23)，则确有英文译本的了。英国没有“鲁迅先生”译文定该非常易解。梁先生对于伟大的无产文学的产生，曾经显示其“等着，等着，等着”的耐心和勇气，这回对于理论，何不也等一下，寻来看了再说呢。不知其有而不求曰胡涂，知其有而不求曰懒惰，如果单是默坐，这样也许是“快”的，然而开起来，却很容易咽冷气去了。

但梁先生自有消除斗争的办法，以为如卢梭所说：“资产是文明的基础”(28)“所以攻击资产制度，即是反抗文明”“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的生活斗争的手段。”我想，卢梭去今虽已百五十年，但当不至于以为过去未来的文明，都以资产为基础。（但倘说以经济关系为基础，那自然是对的。）希腊印度，都有文明，而繁盛时俱非在资产社会，他大概是知的；倘不知，那也是他的错误。至于无产者应该“辛辛苦苦”爬上有产阶级去的“正当”的方法，则是中国有钱的老太爷兴时候，教导穷工人的古训，在实际上，现今正在“辛辛苦苦诚诚实实”想爬上一级去的“无产者”也还多。然而这是还没有人“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的时候。一经传授，他们可就不肯一个一个的来爬了，诚如梁先生所说“他们是一个阶级了，他们要有组织了，他们是一个集团了，于是他们便不循常轨的一跃而夺取政权财权，一跃而为统治阶级。”但可还有想“辛辛苦苦诚诚实实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的“无产者”呢？自然还有的。然而他要算是“尚未发财的有产者”了。梁先生的忠告，将为无产者所呕吐了，将只好和老太爷去互相赞赏而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