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这里是一九三○年与三一年两年间的杂文的结集。

当三○年的时候，期刊已渐渐的少见，有些是不能an期chu版了，大约是受了逐日加jin的压迫。《语丝》①和《奔liu》②，则常遭邮局的扣留，地方的禁止，到底也还是敷延不下去。那时我能投稿的，就只剩了一个《萌芽》，而chu到五期，也被禁止了，接着是chu了一本《新地》③。所以在这一年内，我只zuo了收在集内的不到十篇的短评。

此外还曾经在学校里演讲过两三回④，那时无人记录，讲了些什么，此刻连自己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在有一个大学里演讲的题目，是《象牙塔和蜗niu庐》。大意是说，象牙塔⑤里的文艺，将来决不会chu现于中国，因为环境并不相同，这里是连摆这“象牙之塔”的chu1所也已经没有了；不久可以chu现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蜗niu庐”⑥。蜗niu庐者，是三国时所谓“隐逸”的焦先曾经居住的那样的草窠，大约和现在江北穷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过还要小，光光的伏在那里面，少chu，少动，无衣，无食，无言。因为那时是军阀混战，任意杀掠的时候，心里不以为然的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苟延他的残chuan。但蜗niu界里那里会有文艺呢，所以这样下去，中国的没有文艺，是一定的。这样的话，真可谓已经大有蜗niu气味的了，不料不久就有一位勇敢的青年在政府机关的上海《民国日报》上给我批评，说我的那些话使他非常看不起，因为我没有敢讲共产党的话的勇气。⑦谨案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而不讲，却又为党国的忠勇青年所鄙视。这实在只好变了真的蜗niu，才有“庶几得免于罪戾”⑧的幸福了。

而这时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在所谓“大报”和小报上，一面又纷纷的宣传起来，新月社的批评家也从旁很卖了些力气。⑨有些报纸，还拾了先前的创造社派的几个人的投稿于小报上的话，讥笑我为“投降”有一zhong报则载起《文坛贰臣传》⑩来，第一个就是我，——但后来好像并不再zuo下去了。

卢布之谣，我是听惯了的。大约六七年前，《语丝》在北京说了几句涉及陈源教授和别的“正人君子”们的话的时候，上海的《晶报》上就发表过“现代评论社主角”唐有壬先生的信札，说是我们的言动，都由于墨斯科的命令。⑾这又正是祖传的老谱，宋末有所谓“通虏”清初又有所谓“通海”⑿向来就用了这类的口实，害过许多人们的。所以han血pen人，已成了中国士君子的常经，实在不单是他们的识见，只能够见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钱的势力。至于“贰臣”之说，却是很有些意思的，我试一反省，觉得对于时事，即使未尝动笔，有时也不免于腹诽“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⒀，腹诽就决不是忠臣的行径。但御用文学家的给了我这个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上是有皇帝的了。

去年偶然看见了几篇梅林格（Franz Mehring）⒁的论文，大意说，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wu。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nu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他。我才知dao中外古今，无不如此，真是读书可以养气，竟没有先前那样“不满于现状”⒂了，并且仿《三闲集》之例而变其意，拾来zuo了这一本书的名目。然而这并非在证明我是无产者。一阶级里，临末也常常会自己互相闹起来的，就是《诗经》里说过的那“兄弟阋于墙”——但后来却未必“外御其侮”⒃。例如同是军阀，就总在整年的大家相打，难dao有一面是无产阶级么？而且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bi”怎样地在zuo蜗niu，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shen，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

自从一九三一年二月起，我写了较上年更多的文章，但因为揭载的刊wu有些不同，文字必得和它们相称，就很少zuo《热风》那样简短的东西了；而且看看对于我的批评文字，得了一zhong经验，好像评论zuo得太简括，是极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