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发⑿。他捉住了杀害她的谋主⒀，调集了告密的案卷，要为她报仇。然而终于将那谋主释放了，据说是因为已经成了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罢。但等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却被袁世凯的走狗枪决了，与有力的是他所释放的杀过秋瑾的谋主。

中国人或信中医或信西医，现在较大的城市中往往并有两医，使他们各得其所。我以为这确是极好的事。倘能推而广之

这似乎很有主张二重德之嫌，但是也于不得已，因为倘不如此，中国将不能有较好的路。中国现在有许多二重德，主与，男与女，都有不同的德，还没有划一。要是对“落狗”和“落人”独独一视同仁，实在未免太偏，太早，正如绅士们之所谓自由平等并非不好，在中国却微嫌太早一样。所以倘有人要普遍施行“费厄泼赖”神，我以为至少须俟所谓“落狗”者带有人气之后。但现在自然也非绝不可行，就是，有如上文所说：要看清对手。而且还要有等差，即“费厄”必视对手之如何而施，无论其怎样落，为人也则帮之，为狗也则不之，为坏狗也则打之。一言以蔽之：“党同伐异”⒇而已矣。

俗语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也许太刻薄一罢，但仔细想来，却也觉得并非唆人作恶之谈，乃是归纳了许多苦楚的经历之后的警句。譬如不打落狗说，其成因大概有二：一是无力打；二是比例错。前者且勿论；后者的大错就又有二：一是误将塌台人和落狗齐观，二是不辨塌台人又有好有坏，于是视同一律，结果反成为纵恶。即以现在而论，因为政局的不安定，真是此起彼伏如转，坏人靠着冰山，恣行无忌，一旦失足，忽而乞怜，而曾经亲见，或亲受其噬啮的老实人，乃忽以“落狗”视之，不但不打，甚至于还有哀矜之意，自以为公理已伸，侠义这时正在我这里。殊不知它何尝真是落，巢窟是早已造好的了，料是早经储足的了，并且都在租界里。虽然有时似乎受伤，其实并不，至多不过是假装跛脚，聊以引起人们的恻隐之心，可以从容避匿罢了。他日复来，仍旧先咬老实人开手“投石下井”⒅，无所不为，寻起原因来，一分就正因为老实人不“打落狗”之故。所以，要是说得苛刻一，也就是自家掘坑自家埋，怨天尤人，全是错误的。

但是“疾恶太严”“之过急”汉的清和明的东林(22)，却正以这一倾败，论者也常常这样责备他们。殊不知那一面，何尝不“疾善如仇”呢？人们却不说一句话。假使此后光明和黑暗还不能作彻底的战斗，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则现在似的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穷无尽的。

这人现在也已“寿终正寝”了，但在那里继续跋扈没着的也还是这一人，所以秋瑾的故乡也还是那样的故乡，年复一年，丝毫没有长。从这一看起来，生长在可为中国模范的名城⒁里的杨荫榆⒂女士和陈西滢先生，真是洪福齐天。

仁人们或者要问：那么，我们竟不要“费厄泼赖”么？我可以立刻回答：当然是要的，然而尚早。这就是“请君瓮”⒆法。虽然仁人们未必肯用，但我还可以言之成理。土绅士或洋绅士们不是常常说，中国自有特别国情，外国的平等自由等等，不能适用么？我以为这“费厄泼赖”也是其一。否则，他对你不“费厄”你却对他去“费厄”结果总是自己吃亏，不但要“费厄”而不可得，并且连要不“费厄”而亦不可得。所以要“费厄”最好是首先看清对手，倘是些不承受“费厄”的，大可以老实不客气；待到它也“费厄”了，然后再与它讲“费厄”不迟。

“犯而不校”⒃是恕“以还以牙还牙”⒄是直。中国最多的却是枉：不打落狗，反被狗咬了。但是，这其实是老实人自己讨苦吃。

满心“婆理”而满“公理”的绅士们的名言暂且置之不论不议之列，即使真心人所大叫的公理，在现今的中国，也还不能救助好人，甚至于反而保护坏人。因为当坏人得志，待好人的时候，即使有人大叫公理，他决不听从，叫喊仅止于叫喊，好人仍然受苦。然而偶有一时，好人或稍稍蹶起，则坏人本该落了，可是，真心的公理论者又“勿报复”呀“仁恕”呀“勿以恶抗恶”呀…的大嚷起来。这一次却发生实效，并非空嚷了：好人正以为然，而坏人于是得救。但他得救之后，无非以为占了便宜，何尝改悔；并且因为是早已营就三窟，又善于钻谋的，所以不多时，也就依然声势赫奕，作恶又如先前一样。这时候，公理论者自然又要大叫，但这回他却不听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