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很好，很好。”法官迅速截住我的话，似乎不想让我再说下去。

马西亚出去了，飞快地看了我一眼，似乎在对我说.他明白了我的意思。

“有人指控你们偷了一头奶牛。”治安法官对我说，他的两道目光盯着我。

我回答他，我们是在于塞尔集市上买的奶牛，并且说出了兽医的名字。他在这笔买卖中为我们出过主意。

“这需要核实。”

“我希望这样，一核实就证明我们是无辜的了。”

“你们为什么要买一头奶牛呢？”

“我们要把奶牛带往夏凡侬，奉赠给奶我的养母，报答她的养育之恩，也作为我爱她的一种表示。”

“这个女人叫什么名字？”

“巴伯兰妈妈。”

“是不是前几年在巴黎受伤致残的泥瓦匠的妻子？”

“是的，治安法官先生。”

“这也要进行核实。”

对于这句话，我没有象说到于塞尔兽医时那样爽快地请他去查问。

看到我窘迫的样子，治安法官步步紧逼地向我追问起来。我解释说，我们打算要巴伯兰妈妈获得一次“意外的高兴”，如果他去巴伯兰妈妈那儿打听，那么我们的这一番心思就会落空。

在窘迫之中，我又感到一种强烈的满足。既然法官先生认识巴伯兰妈妈，还要从她那里知道我叙述的真假，这就证明巴伯兰妈妈一直活着。

我马上又为另外一件事感到高兴，从法官向我提的问题中得知，巴伯兰前一阵又到巴黎去了。

这使我异常高兴，以致找了许多有说服力的词句，好让法官相信，兽医的证词足以证明我们的奶牛不是偷来的。

“你们从哪里弄到足够的钱来买这头奶牛？”

这正好是马西亚预料的那个可怕的问题。

“我们挣来的。”

“在哪儿挣的？怎么个挣法？”

我给他解释，我们是怎样从巴黎到瓦尔斯，又怎样从瓦尔斯到蒙多尔，一路上怎样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挣钱，又怎样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积攒这一笔钱。

“你们到瓦尔斯去干什么？”

这个问题使我不得不从头说起。老法官听说我曾被活活埋在特鲁耶尔矿井里的时候，他打断了我的话，用一种温和得近似友好的声音问我：

“你们两人中谁是雷米？”

“是我，治安法官先生。”

“谁能证明？宪兵对我说，你并没有身份证。”

“是没有身份证，法官先生。”

“那么你讲讲瓦尔斯矿井灾难的经过吧。我从报纸上读到过有关报导，如果你不是真正的雷米，你是骗不了我的，当心点。”

法官先生用“你”称呼我，给了我勇气，我看得很清楚，他对我们没有恶意。

我的故事讲完后，法官用温柔同情的目光长时间看着我。我以为他会马上给我们自由的，但他并没有任何表示，一句话也没对我说，让我一个人留在那里。他大概要去问马西亚，看我们两人说的是否吻合。

我沉思了很久，治安法官先生终于和马西亚一道回来了。

“我要派人去于塞尔了解一下情况，”他说，“如果象我所希望的那样，证词和调查都能证实你们的陈述，明天就释放你们。”

“那我们的奶牛呢？”马西亚问。

“奶牛也还给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