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象并不清楚，他宣布要扣下我们的奶牛，把我们送往监狱，再看事情的结果。

我想抗议，马西亚也想说话，但宪兵强令我们安静。我想起了维泰利斯与图卢兹的警察争论的场面，就让马西亚不要吱声，跟着宪兵先生走就是了。

全村的人都跟着我们来到镇政府，那里也是监狱的所在地。人们包围我们，推挤我们，殴打并辱骂我们。我想如果没有宪兵的保护，他们会用石头来砸死我们的，就象我们是两个无恶不作的大罪犯、杀人放火犯似的。然而，我们什么罪过也没有，可是，人们往往都是这样的，他们喜欢野蛮地捉弄那些不幸者，甚至不知道这些不幸的人干了些什么，是有罪还是无辜。

来到监狱，我产生过一线希望：镇政府的门卫，他同时又是狱卒和乡村警察，开始不愿意接收我们。我想这是个大好人。但既然宪兵硬要他接收，他当然只好让步。他从我们面前走过去，打开一扇从外面用一把大锁和两道插销关牢的门，我于是看清了他为什么不便接收我们的原因：原来他把他储藏的洋葱头晾干在监狱的地板上。我们被搜了身，钱、小刀和火柴都被没收了。就在这时候，狱卒也已经把他所有的洋葱头很快地收拢到一个角落里。宪兵于是把我们扔进监狱，铁门又在我们身后哐铛一声关上了，那声音可真叫人害怕。

我们就这样进了监狱。要关多长时间呢？

我正在寻思这个问题的时候，马西亚挨到我跟前，耷拉着脑袋。

“接我吧！”他说，“揍我的头吧！我干的蠢事，随便你怎么揍也不过分。”

“你做了蠢事，我当时让你去这样做，我和你一样蠢。”

“你最好还是揍我一顿，这样我就不会太难过了。我们可怜的奶牛，王子的奶牛啊！”

他哭了起来。

现在轮到我来安慰他了。我给他解释说，我们的处境不会太严重，我们什么也没干，不难证明我们的奶牛是买来的，于塞尔的兽医不就是我们的证人吗？

“如果有人指控我们买奶牛的钱是偷的，我们又怎样证明是自己挣的呢？你知道，一个不幸的人可能会被看成无恶不作的。”

马西亚的话是有道理的，人们对待不幸者的冷酷，我是知道得太清楚了。一路把我们送到监狱的那些人的大喊大叫，还不足以证明这一点吗？

“还有，”马西亚继续哭着说，“即使我们能出监狱，即使还给我们奶牛，我们就一定能找到巴伯兰妈妈吗？”

“我们为什么会找不到她呢？”

“你离开她已经很久，她有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心里害怕得发抖。巴伯兰妈妈真可能已经死了，尽管我还没有达到很容易想到人是要死的这样的年龄，但我凭自己的经验知道，我可能失去我所爱的人。我不是已经失去维泰利斯了吗？怎么我就想不到这点呢？

“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呢？”我问他。

“因为当我感到幸福的时候，我的笨脑瓜里就尽是些高兴的事；在遇到不幸的时候，我想到的都是些伤心的事。当想到你的那头奶牛将要送到巴伯兰妈妈手里的时候，我感到太幸福了，因而也就只想到巴伯兰妈妈的高兴的事，只想到我们的高兴的事，这一下，就象叫幸福迷住了，陶醉得糊里糊涂了。”

“你的脑瓜不会比我的笨，我可怜的马西亚。我也只想到你所想到的，我和你一样，也高兴得忘乎所以了。”

“啊！啊！王子奶牛！”马西亚哭喊着，“它多漂亮啊，它就是王子！”

他忽地站了起来，指指划划地说：

“如果巴伯兰妈妈死了，那个可怕的巴伯兰还活着，如果他抢走我们的奶牛，把你也抢走，可怎么办呢？”

无疑这是监狱的影响，是方才那些人对我们疯狂的喊叫，是宪兵，是把我们关进牢房时门锁和门闩发出的响声引起了我们这些凄惨的想法。

但马西亚想到的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处境，奶牛的命运也使他焦虑不安。

“谁喂它草料？谁给挤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