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障碍是我的健康状况。我遵医嘱来到海边，健康状况虽有好转，但仍不能门会见生人。我还在时断时续地犯病，尤其是这讨厌的疹又加剧了，迫使我放弃一切社愿望。

我有时在气象台遇到气象学专家考德雷尔先生时，与他谈几句。考德雷尔先生每天中午来收集气象数据。他材修长、清瘦，肤很黑，有像印第安人。来时骑着自行车，目视前方，仿佛要骑稳就得集中注意力似的。他把车靠到棚边上，从横梁上取下手提包，掏一本又窄又长的登记簿，然后登上托座的台阶记录下仪上的数字：有些用各铅笔登，有些用他那只钢笔登，注意力十分集中，一刻也不松懈。他穿一件长外和一条法国轻骑兵式，都呈灰或者是黑白相间的小方格，连他的帽也是这颜。他完成这些工作之后才发现我在注视他，并和蔼可亲地与我打招呼。我发现考德雷尔先生的现对我十分重要，这说明有人对工作还一丝不苟，负责到底。虽然我知这工作态度是徒劳无益的，但对我来说它却是一安，因为它是对我这糊里糊涂生活的一补偿。虽然我已经明白目前我不能不这样生活，但仍然觉得这是一过错。为了弥补这一过失，我才站在这里看这位气象学家工作，甚至和他谈，虽然这谈话本对我并没有什么引力。他自然用我能够听懂的词汇跟我谈天气，非常详细地告诉我气压变化对健康的影响，当然也谈些我们这个时代气候不稳定的现象，援引一些本地气候中的例证或者从报纸上看到的一些消息。他谈话的时候，格不像一见到时那样内向，有时还激动，讲话；尤其是他批评大多数人的思想与言行时，言词相当激烈，因为他是个不愿随大的人。

另外，这个姑娘专心致志地画贝壳，表明她追求外世界能够提供的因此也是能够达到的完的外形；而我呢，我则相反，我早就确信完只能是分的与偶然的，因此无需苦苦追求，事的真正实质当事解时自己会显来。如果我要接近茨维达小，就应该对她的绘画表示赞赏（就质量而论，她的画很细腻，我已经看到过了）。起码在最初一段时间里要假装赞同那些我一直反对的学上与义上的原则；要不然就冒着使她伤心的危险，一开始就声明我自己的观。

今天考德雷尔先生对我说，他计划离开这里几天，要找个人替他记录数据，但是他在朋友之中找不到可以托付的人。就这样，谈着谈着他问我是否有兴趣学习看气象仪，如果我愿意学的话，他很乐意教我。我既未表示乐意，也未表示不乐意，或者说，我至少是不愿意给他一个准确的答复。但是当他走上托座登录数据时，我却站在他边，他则给我讲解如何读最低温度与最温度，如何确定气压变化、降量和风速等。简而言之，我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他的委托，从明天中午十二起在今后几天里替他。他没有给我时间让我考虑一下，也没有拿时间听我对他说我很难立即决定，多少有制地让我接替他这个工作。尽如此，我还是很喜这项工作。

星期二。今天早晨我第一次同茨维达小谈话。记录气象数据的任务，对改变我犹豫不决的格肯定起了某作用。就是说，我在泊特克沃的生活中，第一次有了事先确定的、我不能不履行的任务；因此，不我和茨维达小的谈话展如何，十二差五分我便会对她说：“哎呀，我忘了，我得赶快到气象台去登录数据。”我会跟她告别，可能觉得恋恋不舍，也可能觉得如释重负，不哪心情我都会果断地同她告别。我觉得，昨天考德雷尔先生向我提这个建议时

收集贝壳、画贝壳；我呢，多年以前，那还是我少年时代，曾经收集了许多贝壳，后来却放弃了这好，什么分类呀，术语呀，各个品的地理分布呀，全都忘记了。与茨维达小谈话势必引导我去同她谈论贝壳，我不知现在对贝壳应该持什么态度：是装一窍不通呢，还是回忆那些现在已模糊不清的往事。贝壳这个话题会迫使我考虑我与过去未能行到底、现在于半遗忘状态的那些事还有什么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使我局促不安，不愿与她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