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我从他那儿接受了这一强烈的爱。我们读原文的《情感教育》、《圣·安东的诱惑》。由于我们每周只能找到一两次时间来进行这些学习，这一共同活动进行了好几年，而时间总是给我们提供新的材料。大多数时候阅读都在卡夫卡父母住房（蔡特纳街）内他的小房间里进行，有时候也在我这里。卡夫卡的写字台上方悬挂着汉斯·托玛《犁田者》——画的复制品，画幅颇不小。这面墙的旁边是一小块古代浮雕的石膏复制品，已经发黄，上面是一个挥舞着一块肉、即一条牛腿的女祭司，衣服上精细的皱褶在这无头形象旁起舞。我的目光不知多少次掠过这些东西，所以我现在闭上眼睛就能清楚地看见它们。我在我的长篇小说《爱的魔力王国》中对此作过描写，小说中卡夫卡作为理查德·加尔塔出现，同样是那种简单的，几乎光秃秃的房间陈设，给人以临时栖身的印象。“整个说来并非不直居住，但对于那些追求通常的装饰、豪华的住宿环境的人来说是不太舒服的。”这样的相互简单的陈设在弗兰茨所有布拉格住处是无例外：床、橱、那深褐色的、几近黑色的又旧又小的写字台，桌上没有多少书，却乱堆乱放着许多本子。最后居住的那个房间（在尼克拉斯大街）有第二个出口处，穿过厨房和浴室，卡夫卡多半走这条道进出。他不曾与家庭隔绝，这一点当然缓冲着不断啃啮他内心的冲突。在后来的年头中，他通过在陌生的环境中租一间自己的房间试图摆脱非独立性的魔力圈（而普鲁斯特直至寿终始终住在他童年时的房间里）。

上面提到托玛的画，一种《艺术守护者》的复制品证明了在我认识卡夫卡的那个阶段中他的中学同学奥斯卡·波拉克对他的影响之强烈。波拉克为《艺术守护者》杂志中的理论所迷住，这个杂志发表了阿韦纳里乌斯的著作，后来丢勒联合会便是从中脱胎而出的。波拉克起先在大学里注册的是化学专业；卡夫卡也是以十四天的化学课开始他的大学生涯的，这显然也是为了波拉克的缘故。对他特殊的领导个性可以弗兰茨给他的信和中略见一斑。波拉克后来作为艺术史家前往维也纳和罗马（可在书信集中找到他的小传），巴罗克和现代艺术、布拉格和罗马的建筑史是他研究的主要领域，他通过特别科学的精确性，通过对来源细致入微的研究发表了重要的著述，从而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这位年轻的讲师于1915年作为奥地利志愿兵亡于伊松佐前线。在他丰富的遗作中有二卷本《教皇乌尔班八世时期的艺术活动》的已完成手稿，该著作在发现后便交付出版；此外还有关于英诺森二世和亚历山大七世的任职史手稿、为编纂罗马导游书目录做的前期工作、为写关于彼得罗·达·科托纳斯的专题著作开了头的材料收集工作，等等。这是对战争最辛辣的讽刺之一：一个将毕生绝大部分精力献给了对意大利艺术之爱的学者恰恰在意大利的子弹下结束了生命。

在1915年8月27目的《新苏黎世报》上，J.A.F.奥尔班（日内瓦）高度评价了为“科学的光环”所笼罩的死者。他先是赞扬了死者的若干杂文，比如他那些“尖锐批判性的建筑学童话”然后接着说：“毫不奇怪，我们热切地期待着那关于巴罗克来源的著作，他为此作了恢宏的构思，并准备自己动手写关于罗马艺术生活截面的第一卷，然后让巴格利奥尼夹叙夹议的艺术家生平介绍集在此不久之后相继出版。我们知道，我们这位杰出的同事与艺术文物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次又一次地漫步在罗马及其附近，这个优势不是所有艺术史家都拥有的，图书馆和档案馆往往吸引了文学史家们的全部精力。这一点是我们在每天与他的交往中认识到的，清晨我们会在梵蒂冈看到他那善良的、晒黑的脸，而在前一天他从拉提乌姆那些偏僻的地方带回了大量关于巴尔贝利尼的行宫和教堂的笔记与底片，收获颇丰。他会怀着同样强烈的兴趣坐在一大堆法希里卡·笛·山·彼得罗的教会管理文献集前，坐在巴尔贝利尼的藏书前，坐在教皇的总会计署档案前，坐在赛岑托那些孤本书前，他精通远古的生意经，有能力辨认去世很久的砖瓦匠和画家的拼错的词句及专业口语。同始终令人感兴趣的波拉克就巴罗克的古文字学这一边缘题目进行一番博学的交谈总会给人以收益。他在解释在管理文献中出现的、往往可随时提供有关贝尔尼尼的重要情况的几乎是速记体的记录中作出了令人惊叹的贡献。波拉克兢兢业业地从事着困难的、日复一日以定额累计的工作，研究手写的材料和有关文献，他从来不摆出那种多余的、总是慢条斯理的学者架子。他非常认真地对待他的事业，他将全部心血和精神力量给了他的工作，然而学习并没有剥夺他享受现实生活中的幸福和兴奋的能力，比如他同一位有才智的、惹人喜爱的年轻女子的婚姻便给他带来了这样的幸福和兴奋，她对他的奋斗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他们也一起参加同一个范围广大的圈子里的朋友和熟人的交往。”

这便是那个在年轻时给了卡夫卡以重大影响的人——为使这个形象更充实些，我再摘录一段胡果·伯格曼的悼词（载《波希米亚》1915年7月4日）：“他广泛的兴趣财富是取之不竭的；但是只要什么东西吸引了他，带走了他，他便献给其全部身心，从而忘了其他一切，而且马上便成为崇拜者和宣传人。他就是这样研读了《奥义书》、《圣经》、路德、阿西西的芳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小说家（他将《十日谈》朗读得多么纯洁！），他就是这样从事于琉特琴的弹奏和某些体育运动的。”我听说他是在波希米亚最早从事滑雪运动的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