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卡创作（和生活）中的一个关键成分，它透过现实的网眼指向更高的实质。他从未以公式化的或粗俗做作的语言来表达这个实质，但是他对这个实质的信仰体现在他的一切举动中，使他内心深处得以安宁；尽管他力图给自己和他人留下极不安宁的印象，他却在自身四周散播着一种甜美的自信、安全感，这是我在别的地方很少感觉得到的。

在他接触的一切机会中，卡夫卡总是寻找着来自真理的世界的重要信息。因此他是最出色的听众，最出色的提问人，最出色的读者和评论者。那些人们称为“水平”、“文学标志”、“声望差距”的东西与他的观察方法相距何止千万里。他处处碰到重要的东西。他会为副刊中的一句成语而着迷，他激情洋溢地演出随意一位作家（往往是人们轻蔑地称为伪艺术作家的人）的长篇小说中的生活气息和愉快场面。我还记得，那时我们一起住在什莱森的施图德尔公寓，他从公寓图书馆中借来一本奥内特的长篇小说，非常激动地给我朗诵一段对话，他赞赏其无拘无束的活力。一出歌剧、一部寻常的电影中的细节能催他泪下，这些细节有的是确实成功的，有的是奇迹般地（缪斯将劣等作家的笔推开，自己动手写了几行）化为出色的有机的形象的。他是一个彻底独立的发现者，丝毫不受文学史上固定等级划分的束缚。

他以一视同仁的态度评论人，评论生活关系。他既没有附和流行观点的先入为主，也没有非得与流行观点唱反调不可的先入为主。最可喜的是；他的见解完全是非悖论的，甚至是反悖论的。他的论断含有某种非常简单、实用、触手可摸的素质，简便而可靠，尽管他作出论断时是小心谨慎的，并十分愿意、简直狂热地愿意承认自己失误。

他在人们普遍瞧不上眼的人身上往往会看到一些值得钦佩的特征。可以说，他从来未对任何一个人丧失信心。而在他自己所佩服的伟大人物身上会找到可笑的小节。但是在他指出这些可笑的个别细节时，字里行间找不到一点轻蔑意味，却只有轻轻的哭泣和叹息，或者认定某种超出凡人思维能力的不可理解的事物。他对歌德和福楼拜的喜爱在我接近他的二十二年中始终不渝。对有些作家（如黑贝尔、格利尔帕策）卡夫卡喜爱他们的日记胜过他们的作品，至少我有这么一种感觉。对伟大人物的不敬言语我从来没有从他口中听到过，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使用血气方刚的、激动青少年感情的轻蔑口吻，而这是今日十分受人偏爱的一种虚张声势的方法。依此看来完全可以断言，卡夫卡对人的“等级制度”有着清醒的认识。不过他同样知道，无论是神圣的还是邪恶的火花都能够轻而易举地逾越这类等级划分的栅栏。由于他过于认真，以致他难于简化世界的图像，以致他怀着狂热的认识欲追踪着这些“逾越”

他的准确性从来都不是某种难以见人的胆怯的产物，也不像左拉的准确性那样拘泥于细节，这完全是一种特殊的天才的准确性，其固执首先令人惊讶。有如走上了一条在此之前不为人知的通道，出人意料，然后沿着这条道路一直正确地下去——其正确性却是人们有目可睹的。这不是任性，这确实是一条自然而然的道路。《诉讼》的每一个章节，以及另外那两部长篇小说《城堡》和《美国》，那些残缺不全的中短篇小说都证实了卡夫卡创作天才的这个不可思议的特点）。

他从来不向读者指出：看啊，这是一条好路，——甚至也不说：这也是一条路。——他只是精力充沛地迈着步子向前走，实实在在，不下哲学定义（因为他的思想正如那些美妙的日记所呈示的，多半以形象的图像来显示），仅仅写下一路上对景观的不断变幻作出的细节观察。

卡夫卡的本质和写作中的奇特性是表面现象。我必须说：谁觉得卡夫卡奇特而又别具吸引力，他就还没有理解他，也许还处于理解他的初级阶段。卡夫卡怀着强烈的爱和准确精神摸索着细小的、不起眼的事物的根源，正因为如此，人们迄今未曾察觉的事物显现出来，显得奇特，却又无一不是真实。他对某一种道德职责、某种身体状况，一次旅行，一件艺术品，一个政治运动的观念从来就不是古怪的，而是非常准确、尖锐、正确，因此与日常的空话不同，也许也是因此而常常（但不是始终）与人们称之为“实践”的概念格格不入。

与卡夫卡形成鲜明对照的莫过于巴尔扎克那编造的准确性，巴尔扎克的夸张言词和一概而论手法后者可举例如：“她以轻盈的脚步走着，这是每个巴黎女人在上午十点到十点一刻之间的那种脚步”人

指出卡夫卡对巴尔扎克的许多地方持景仰态度是多余的（对于每一个从当中插进来读到上面这段话的人都是多余的）。排除种种技节不论，他从不忘记那伟大的构思线，那生命的活力。有一次卡夫卡说：“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写着：我在摧毁一切障碍；而我的手杖上宁可写的是：一切障碍都在摧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