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件礼服而走到店里去我可不敢，我们便怀着先前一样的不同见解回家了。然而我却觉得这件未来的晚礼服已经受到了这段冤枉路的诅咒，我至少利用了对争执不下的恼火为借口，随便向这个裁缝订做了一件小东西，为晚礼服之事给了他一点小惠作为补偿，把他打发走了。在母亲的责备下，我疲倦地退了回去，从此永远（一切事情在我眼中都是永远的）对姑娘们，对衣冠楚楚的出场和舞会关闭了心扉。我对此感到愉快，同时又觉得可怜，此外，我担心在这个裁缝面前比他以往的任何主顾表现得都更可笑。”

弗兰茨读完了肉市场旁的德语小学，又毕业于旧城环形路旁的德语中学。这称得上是布拉格最严格的学校。学生很少，在那些宽敞的教室里，由于学生少，每个人自然会经常被叫起来提问，这种情况比其他那些较为幸运、但松松垮垮的中学要多得多。学生们怕老师。我那时在施蒂凡中学读书，还不认识卡夫卡，有时也通过其他途径听到那个学校阴暗的情况。我们施蒂凡中学的学生也可参加在金斯基宫——旧城中学所在地——中举办的自选法语课，所以我亲眼见过那些阴森而高雅的教室。卡夫卡后来有时对我说起，他是“以眼泪”通过数学考试的，还得感谢上面摘录的日记中提到过的胡果·贝格曼，他把作业让他抄。除此之外，他好像是个挺不错的学生。旧城中学中只有好学生，差一点的在最初几年就被毫不容情地淘汰了。

据他母亲说，他那时是个体弱温柔的孩子，大多数时候很严肃，然而偶然也调皮捣蛋，——一个老是读书而不愿运动的孩子——这与卡夫卡后来对体育锻炼的强烈兴趣是不同的。

一张地对照片展示的是个五岁左右的男孩子，身材瘦高，充满疑问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紧闭的嘴唇显得忧郁而执拗。乌黑的头发几乎垂到眉毛，加深了简直处于危险边缘的闷闷不乐的印象，适合干这一印象的无疑是那无力下垂的双手，而不是那精心选择的水手眼、宽大的水兵帽和手杖。

弗兰茨很少跟妹妹们一起玩，他们的年龄相差太大，这一差距有时好像倒是成了小小的不和的导火线。只有在父母生日时，小弗兰茨才为妹妹们编写小戏剧。这些小戏剧是在家庭内部上演的，这个惯例一直持续到兄妹们比较成熟的年代。很久以后妹妹们还记得一些片段和一些诗句。有个剧叫《骗子》，还有一个叫《格奥尔格·封·波迪布拉德》，再一个叫《照片在讲话》（这个剧讲的是挂在窗柱上的家庭照片）。弗兰茨从来不参加演出，只是当剧作家和导演。后来他建议妹妹们演汉斯·萨克斯的小戏剧以取代他的剧作，由他导演。

青年弗兰茨的真正社会交往我们必须在他的同学中去寻找。他那小小的班级中有那么几个人，他们的重要性以后显示了出来。除了卡夫卡外，还有；已经提到过的胡果·贝格曼，他后来成了有地位的哲学家，目前他是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教授。在中学期间，卡夫卡和贝格曼二人虽然来往不少，但看来彼此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对方的价值。对于艾米尔·乌提兹来说同样如此，他后来在哈勒和布拉格任哲学教授。还有保尔·基施，文学史专家和“新自由新闻”的编辑。只有同奥斯卡·波拉克的关系才堪称密切，对此我们以后还将谈到。

在青春时代的所有印象中，那巨大的父亲形象（其巨大性无疑经过了卡夫卡的天赋的放大）处于突出的地位。作这方面描述的有卡夫卡生命后期的一部著作。1919年11月，他同我一起住在里布赫附近的什累申（所以我能相当清楚地描绘那些日子的气氛），他写了一封非常详尽的《致父亲的信》，这简直不能称之为信，这是一本小书，然而不是现时可以发表的书，而且是最奇异的书之一，尽管是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写成的，它是有关生活冲突的最难懂的文献之一。在此很难寻根溯源，有的地方自然很容易找到与精神分析学的吻合之处，但是精神分析学多半止于事实的表层，而不能及于更深处的盘根错节。由于个人风格的缘故，这封《致父亲的信》未作广泛的倾诉。然而仅那些为数不多的片断和语录（我可以摘引）已足资构成有助于理解卡夫卡发展过程的不可或缺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