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坏记性只是想恭维我，至少在不太重要然而后果严重的事情上，我是懒得动脑筋的。我自然记得，中学时期我经常同贝格曼以一种交流内心感受的方式或模仿他的犹太教法典方式讨论上帝及其能力范围，这种讨论不很详尽深刻（也许我那时已十分易于疲倦）。我当时乐于联系一份基督教杂志（记得是《基督教世界》）中的论题，该论题将钟表与世界、钟表匠和上帝相对照，并以钟表匠的存在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依我之见，我完全有把握在贝格曼面前驳倒这个论点，尽管这种反驳在我心中并无坚实的依据，反驳时我必须耐心地将各种依据收集拢来。有一次这种反驳进行了，那时我们围着市府塔楼散步。我之所以对此事记得如此清晰，是因为我们几年前共同回顾了这件事。”

“当我相信自己具有敏锐的思维能力时（然而我却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对思维能力的发挥及其效果的陶醉阻止了我产生这种要求），由于我思考得不够多，我走到哪里总是穿着蹩脚的服装，这些服装是父母让不同的顾客裁制的，最长一段时间是让努斯勒的一个裁缝给做的。我自然发现，穿得不像样走在街上是很轻松的，我也注意到其他人穿着很阔绰，不过我多少年下来也没有想到在我的服装上寻找我的外貌寒酸的原因。由于我那时已经有了自卑的趋势（更多的是在隐隐的感觉中而不是在事实上），我坚信这些衣服只有在我身上才能与这种先是洗衣板一样僵直，而后又变得皱褶繁多的身体相配。我根本不想获得新衣服，因为既然我长得难看，何必不穿得舒适一些呢？再说，既然世界已经看惯了旧服装，又何必向它展现新服装的丑陋呢？我老是拒绝母亲的意图，她总是让人给我做这种新衣服，她那大人的目光总能发现新旧服式间的区别。我的这种不断的拒绝对我影响很大。使我认为父母亲的行动业已证明，我的长相实在是不值一谈。

“长此以往，我渐渐习惯于我的姿势来适应这些蹩脚的服装，走到哪里我都曲背斜肩，手足无措，害怕照镜子，因为我认为它会不可避免地将我的丑相展现在我面前，而且这丑相不可能如实地映现。假如我真像镜子中照出的那样，那就会引起更大的骚动，星期天散步时我就得忍受母亲在我背上轻轻的敲击，接受与我当时现实的忧虑格格不久的告诫与预言。我主要完全缺乏为真实的未来哪怕在最低限度上预作准备的能力。我只能对当前的事物及其当前的状况加以思考。这可不是出于考虑问题的彻底性或基于某些性命攸关的利益，而是（只要不是由于思考能力贫弱）出于悲哀和畏惧，说出于悲哀，是因为我的当前处境是如此可悲，我认为在它自己的消融于幸福之前，我无法脱离它；说出于畏惧，因为正如我当前每跨出极小的一步亦心惊胆颤一样，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以我幼稚可鄙的面目来严肃负责地评价作为伟大的成年男人的未来，这种未来在我心目中多半时间被看成痴人说梦，以致我觉得自己每挪出的一步都是虚假的，而下一步则是不可企及的。

“奇迹比真正的进步更易使我接受。然而我却过于冷静，以致不能在奇迹的范围内考虑奇迹，在真正的进步的范围内考虑真正的进步。入睡前，我能长时间地沉湎于梦幻中：我身为富翁，乘坐四驾马车驶入犹太聚居区，以一句威严的话解救了一个无辜受鞭挞的美丽的姑娘，以我的车载着她扬长而去。这种自娱的信念也许是从一种已经不很健康的性感中滋生出来的，它丝毫不能使我克服这种坚定的想法：我将通不过年终考试，假使竟然通过了，那么我在下一学年中也将毫无进步可言，假使到头来竟然头晕脑涨地又过了这一关，那么我在中学毕业考试中也将最终被淘汰，反正我肯定会（不管在什么时候）以我的惊人的无能使我的父母和其他所有人目瞪口呆，现在我的父母在我正常升高的外表迷惑下昏昏入睡了。在我将自己视为走向未来的指路人时，我总是只能看到我的无能（然而我的文学工作之弱很少映入我的眼帘），这么一来，我对未来的思考便从来得不出所以然来；这种思考只是当前悲哀的延续。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挺直腰杆走路，但这样很累，再说我也看不出弯腰曲背将来会给我带来什么恶果。我觉得，如果我有个什么未来的话，一切会自然而然地顺理成章。选择这么一种生活准则并非因为它含有对未来的信心，未来之存在本来就不为我所相信，我这么做只是出于生活得轻松一些的目的。就如这般走路，穿衣，沐浴，阅读，尤其是闭门家中（这是我感到最轻松也最不需要勇气的事）。超过这些范围，我便踏上了可笑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