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拖倒在地板上，不顾帽子滚到桌下，两人在镜子跟前的地毯上翻滚起来。

让我们回到礼帽上来吧！

首先，这是一个模糊的记忆，通向被遗忘了的祖父，那位十九世纪波赫明小城市的市长。

第二，这是她父亲的纪念物。埋葬了父亲质，做哥占古了父母的全部财产，她拒绝不顾廉耻去捍卫一己之权利，便嘲讽地宣称她愿意要这顶礼帽作为难一的遗产。

第三，这是她与托马斯多次性爱游戏中的一个道具。

第四，这是她有意精心培养的独创精神的一个标志。她移居时没带多少东西，而带了这又笨又不实用的东西，意昧着她放弃了其它更多实用的东西。

第五，现在她佳在国外，这顶帽子成了一件伤感物。她去苏黎世见托马斯，就带着这顶帽子，打开旅馆房门时头上也正戴着它。可有些她没有预料到的事发生了：这顶帽子不再新鲜有趣和刺激性欲，仅仅变成了一座往昔时光的纪念碑。他们俩都感动了。他们象是第一次做爱，不是一种猥亵的性游戏。这次见面也不是他们性交往的一种继续，不能象以面那样每次都有机会想出一些新的小小淫乱。这次会见是一种时间的回复，是他们共同历史的赞歌，是那远远一去不可回的没有伤感的过去的伤感总结。

这顶礼帽是萨宾娜生命乐曲中的一个动机，一次又一次地重现，每次都有不同随意义，而所有的意义都象水通过河床一样从帽子上消失了。我们也许能称它为赫拉克利特河床（“你不能两次定入同一条河流”）：这顶帽子是一条河床，每一次萨宾娜走过都看到另一条河流，语义的河流：每一次，同一事物都展示出新的含义，尽管原有意义会与之反响共鸣（象回声，象回声的反复激荡），与新的含义混为一体。每一次新的经验都会产生共鸣，增添着浑然回声的和谐。托马斯与萨宾娜在苏黎世的旅馆里被这顶帽子的出现所感动，做爱时几乎含着热泪，其原因就是这黑色的精灵不仅仅是他们性爱游戏的遗存，而且是一种纪念物，使他们想起萨宾娜的父亲，还有她那位生活在没有飞机与汽车时代的祖父。现在，我们站在这个角度，也许比较能理解萨宾娜与弗兰茨之间的那道深渊了：他热切地听了她的故事，而她也热切地听了他的故事。但是，尽管他们都明白对方言词的逻辑意义，但不能听到从它们身上淌过的语义之河的窃窃细语。所以，当她戴着这顶礼帽出现在他面前，弗兰茨感到不舒服，好象什么人用他不懂的语言在对他讲话；既不是猥亵，也不是伤感，仅仅是一种不能理解的手势。他不舒服是因为它太缺乏含义。

人们还很年轻的时候，生命的乐章刚刚开始，他们可以一起来谱写它，互相交换动机（象托马斯与萨宾娜相互交换礼帽的动机），但是，如果他们相见时年岁大了，象萨宾娜与弗兰茨那样，生命的乐章多少业已完成，每一个动机，每一件物体，每一句话，互相都有所不一样了。

如果我把萨宾娜与路兰茨的谈话记下来，可以编出一本厚厚的有关他们误解的词汇录。算了，就编本小小的词典，也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