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KEGAARI），和尼采，和神学家的关系，对小说家和诗人视若无睹。甚至加缪（CA－MUS）在他的文论中，也没有把卡夫卡作为一个小说家来谈论，而是作为哲学家。人们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的私人文稿和他的小说，而且明显地更喜欢前者。我随便举加罗蒂（GAARAUDY）关于卡夫卡的文论，那时他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他54次提到卡夫卡的书信，45次卡夫卡日记，35次杰努什写的《谈话录》，20次短篇小说；5次《审判》，4次《城堡》，没有一次《美洲》。

四、和布洛德一样，卡夫卡学无视现代艺术的存在；好像卡夫卡不属于那一代的伟大创新者：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韦伯恩（WEBERN）、巴托克（BARTOK）、阿波利奈尔（APPOLLINAIRE）、穆齐尔、乔伊斯、毕加索、布拉克（BRAQUE），所有这些人都生于1880至1883年间。五十年代，当有人提出卡夫卡与贝克特（BECKAETT）的亲缘关系的见解时，布洛德马上反对：圣-加尔达与这等堕落毫无关系！

五、卡夫卡学不是一种文学批评（它不研究作品的价值：作品所揭示的迄今不为人知的关于人的存在的种种面貌，致使艺术的演进改变方向的美学方面的创新，等等）；卡夫卡学是一种诠释。这样一种学问，它只会在卡夫卡的小说中看到隐喻，而无其他。隐喻是宗教性的：［布洛德：城堡＝上帝的圣宠；土地测量员＝寻找天意的新帕希法尔（PARSIFAL）；等等，等等］它们是精神分析式的，存在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土地测量员＝革命的象征，因为他着手对土地进行新的分配）；它们是政治的［奥尔逊·威尔斯（ORSONWELLES）的《审判》］；卡夫卡学在卡夫卡的小说里，并不去寻找由一个巨型的想象所改变的真实世界；它在破译宗教的启示，解开哲学的隐语。

五

"加尔达是我们时代的一位圣者，一位真正的圣者"。但是一位圣者可以去逛窑子吗？布洛德在出版卡夫卡日记时作了一些审查；他不仅取消了暗示妓女的地方，而且包括所有与性有关的部分。卡夫卡学始终对作家的性能力有怀疑，热衷于对他的性无能作滔滔议论。因此，长期以来卡夫卡就成为那些神经官能症者、精神沮丧者、厌食者、体弱者的圣主，那些畸形人、可笑的矫揉造作者、歇斯底里者的圣主（在奥尔逊·威尔斯那里，K歇斯底里的嚎叫，而卡夫卡的小说其实是全部文学史上最少歇斯底里的作品）。

传记作者并不了解自己妻子的隐秘的性生活，

但他们相信了解司汤达（STENDHAL）或福克纳的这种生活。关于卡夫卡的这一生活，我只敢这样说：他的时代的色情生活（不是太自在）与我们的时代不大一样：那时的年轻姑娘结婚前不做爱，对于一个独身男人，就只有两个可能：找好家庭出身的已婚女人或下等阶级的容易的女人：女商贩、保姆，当然还有妓女。

布洛德的小说的想象来自于第一种源泉；从那里产生激奋的、浪漫的色情（戴绿帽、悲剧、自杀、病态的妒嫉）和无性的色情："女人们误以为一个重感情的男人只着重肉体的占有。这样的占有只是一种象征，它远远不能等同于情感的重要，情感使肉体改变了面貌。男人的全部爱情旨在赢得女人的仁慈（从真正的词义上讲）和善意。"（《爱情的欢喜王国》）

卡夫卡小说的色情想象，恰恰相反，几乎仅仅从另一源泉汲取素养："我从窑子前走过如同从亲爱的人家门前走过"（日记，1910年，被布洛德删去的一句话）。

十九世纪的小说，尽管懂得权威性地分析所有的爱情战略，却任性与性行为被遮盖。我们世纪的最初几十年，性从浪漫激情的雾里走出。卡夫卡是最早在自己的小说里发现性的人之一（还有乔伊斯，肯定是）。他不是把性当作为放荡者圈中人（十八世纪的作法）所设的游戏场地，而是作为每个个人的平常和基本的生活现实。卡夫卡揭开了性与存在相关连的诸面貌：性与爱情相对立；爱情作为性的条件，性要求的奇特性；性的模棱两可：它使人亢奋，同时又使人反感的方面；它的可怕的无意义，尽管丝毫不减其异常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