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毫无笑容，似乎在不耐烦地等着相片快点拍完。从她那疲乏不堪的神态，从她那过于简朴的衣着，从她那迟钝无神的眼光，我知道当时正是酷暑天，妈妈精疲力竭，烦躁不安。不过，我是从我们这些孩子寒酸的穿着想起当年母亲有时精神状态不正常的情形的。就在照片里的这个年龄，我们就已经懂得她犯病的征兆，她常常会突然间就不懂得给我们梳洗，不会给我们穿衣服，有时甚至想不起来给我们做饭。母亲几乎天天犯着这种对生活完全丧失信心的毛病，这毛病有时持续很久，有时到了夜里就消失了。算我走运，碰上这么一位绝望的妈妈，而她的绝望是如此彻底，就连生活中高兴的事，不管如何强烈，也往往难于令她完全驱散脸上的愁云，让她消遣散心。我一直不了解是什么缘故使得妈妈如此疏远我们。那一次，也许就是因为妈妈糊涂了才会买下这幢房子——相片上的这幢房子——一幢我们毫不需要的房子，尤其是当时父亲已经病得很厉害，没过几个月的功夫就去世了。莫非她刚刚知道自己也染上了父亲那种致命的疾病？事物往往是巧合的。我所不明白的是妈妈所遭受的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打击，使得她对生活完全失去了信心。这一点恐怕妈妈自己也不晓得。莫非是因为父亲危在旦夕？抑或是她自己青春的消遁？是怀疑当年这档婚事？怀疑这个丈夫？怀疑这些孩子？或者是因为她所有的财产已经化为乌有？

母亲的这种病态日复一日，天天如此。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该是多么粗暴唐突。在每一天的某一个时刻，她就会顿时陷入失望的绝境之中，然后紧接着就是无法入睡，或百无聊赖，无所事事。有时又恰恰相反，情绪一来竟买起房子，搬搬家，有时则又大发脾气。正是由于她这个脾气，经常使她疲惫不堪，所以有些时候，她俨然象一位爱摆阔的王后，问她要什么，给她什么她就要什么，所以就这样无缘无故地买下“小湖”边上的这幢房子。这并非因为父亲奄奄一息而另想出路，也不是因为女儿爱戴那顶平边帽子和那双饰有金丝的皮鞋招摇过市而需易地而居，什么原因也没有，她就这么一个人，浑浑噩噩，糊涂至死。

我从来没有在电影里看过这些头上戴着一样的平边帽，胸前垂着两条辫子的印第安人。那一天我也有两条辫子，我没有和往常一样把它往上撩起，只是我那天梳的辫子和往常不一样。我也和这些在电影里从没有见过的女人一样，身前拖着两条长长的辫子，不过那是两根小孩的辫子。自从我有了这顶帽子以后，为了能够把它戴上，我再也不把头发撩起。自从某些时候以来，我把头发梳理得很紧、很紧，我把它往后梳，尽量把它压平，好让别人看起来我的头发并不那么厚。每天晚上我总要梳梳头，并且在睡觉以前按妈妈教我那样重新梳理一下。我的头发又粗又软，是一头令人伤感的齐胸长的赤色的头发。人们常说这头发是我最漂亮的地方，按我的理解，这只不过是人他们想说我的长相并不漂亮罢了。这头出色的头发在我二十叁岁的时候，也就是离开母亲五年之后，在巴黎我把它剪掉了。我说：剪吧！理发师就给剪了。只需一剪刀就全部给剪下来了，为了让发脚整齐，那冰凉的剪子几乎从我脖子上擦过。头发掉在地上，理发师问我要不要自己的头发，如果要，他可以替我包起来。我说不要。从此以后，再也没听人说过我有一头美丽的头发，我说的是人们再也没有象从前我剪发之前说得那么好听，只是说：她的眼睛真好看，她那微笑也不错。

在那条渡船上，瞧我，我还留着那头美丽的头发。我才十五岁半，可我已经开始涂脂抹粉。我天天擦“托加浓”香脂，以便掩盖我那面颊上部、眼睛下面的那些雀斑。在“托加浓”香脂上面，我又抹上“护皮康”香粉。这香粉是妈妈的，她只是在去参加市政府的晚会才抹这种香粉。那天我还有一支唇膏，暗红色的，象樱桃一样。我不知道我是从哪儿弄来的，也许是埃莱娜-拉戈奈尔从她妈妈那里偷来给我的，我已经记不清了。我没有香水，妈妈家里只有花露水和棕榄洗衣皂。

在那条渡船上，在客车的旁边，有一辆黑色的“里摩辛”大轿车，里面坐着一位穿白色棉布制服的司机。是的，这就是我在一些书上所写过的那辆大型的灵柩车。这就是那辆莫利斯。莱昂-波莱。法国驻加尔各答大使馆的那辆黑色的“朗西亚”轿车还没有开进我的文学作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