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从来没有朋友，也没有头脑，早就想嫁人。在外人面前她胆怯得不敢说话，但在家中，她对母亲及寄食者则是凶恶的，像锥子那样锋利。她特别爱拧她姐姐的孩子并对他们拳脚相加，密告他们偷吃糖和面包，因而在她和她姐姐之间常常引起无休无止的吵骂。老头子个人主张她嫁给普谢尔多尼莫夫。虽然他很穷，但要求给他点时间考虑。他和他母亲踌躇了好久，但是，还是把那所房子的房产转到了新娘名下，虽然是个极差的木头平房，但还是值几个钱的。此外，还给了她四百卢布——你自己什么时候能积攒到这么多的钱呢？“我为什么要招一个男人到家里来呢？”顽固的酒鬼喊道“第一，因为你们全是娘们，而我讨厌娘们。

我要让普谢尔多尼莫夫听我的吩咐，因为我是他的恩人。第二，我这样做就是要使你们都不高兴，都生气，我就是要和你们作对。我说了就一定会做到！而你，波里菲里，她做了你的妻子后，你就打她，她生来就有许多魔鬼附身，把它们①法语：学校。

赶走，我给你预备一根拐杖…”

普谢尔多尼莫夫一言不发，但他已经拿定主意。还在婚礼前他和他的母亲就被接来了，让他们洗得干干净净的，给了他们衣服、鞋袜和结婚用款。老头子所以优待他们，也许正是由于全家人都憎恨他们。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甚至很得他的欢喜，所以他克制着，没有欺侮她。不过，在婚前一周，他让普谢尔多尼莫夫跳了跳卡扎乔克舞①。“喂，行了，我只是想看看，你在我面前是不是会忘乎所以，”他在他跳完舞后说。他给了他刚够支应婚礼的一笔钱，请来了所有的亲戚朋友。普谢尔多尼莫夫这一方面所请的仅有《炭火块》编辑和贵宾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普谢尔多尼莫夫很清楚，新娘嫌弃他，她十分愿意的是嫁给那个军官而不是嫁给他。但他对一切都忍耐着，并劝说他母亲也这样。婚礼的整个白天和晚上，老头子都在骂着脏话，酗酒。由于举行婚礼，全家人都躲到后屋，挤在那里直到天黑。前屋预备作跳舞和晚宴用。

晚上十一点左右，老头子喝得烂醉，睡着了。新娘的母亲这一天特别爱向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发脾气，这时终于决定息怒，并出席舞会和晚宴。伊万·伊里奇的出现使一切都变了样，姆列科皮塔耶娃感到很难堪、觉得受了侮辱，于是破口大骂，为什么不事先告诉她邀请了长官。人们劝她，说他是自己来的，是不请自来的，可她蠢得不愿相信。香槟酒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只有一卢布，而他自己连一个戈比也没有，不得不向凶恶的老太婆苦苦哀求①卡扎乔克舞是源于哥萨克人的一种速度逐渐加快的民间舞蹈。

借钱买了一瓶，而后又买了一瓶。他们向她说明，这关系着普谢尔多尼莫夫官场的未来、功名的前途，经过劝说，她终于拿出了私房钱，但也让普谢尔多尼莫夫吃尽了苦头，使他一次又一次跑进新房去，默默地揪着自己的头发，一头扑倒在准备作天堂美梦的喜床上，由于无可奈何的愤恨而全身发抖。是啊！伊万·伊里奇可不知道，这晚上他喝掉的两瓶香槟需要多少钱啊！这场婚礼被伊万·伊里奇弄到如此的结局时，普谢尔多尼莫夫心中多么恐惧、苦恼，甚至绝望啊！一桩桩的烦恼事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任性的新娘的尖叫和眼泪、糊涂的岳母娘也许会通宵责备。即使不责备，他的脑袋也已经痛起来了，烟雾和昏暗也已经弄得他两眼昏花了。可这时伊万·伊里奇还得他去照料。现在已是凌晨三点，该请个大夫，或找辆四轮轿式马车送他回家。一定要一辆四轮轿式马车，因为送这样的人物是不能用那种万卡①出租马车的。可雇辆马车又到哪儿去借钱呢？长官在晚宴上既没有同姆列科皮塔耶娃说上两句话，甚至也不看她一眼，她为此十分气忿，已声明她一个戈比也没有。也许她真的一个钱也没有了。上哪儿去借？怎么办呢？是呀！他是有原因揪头发的。

暂时已经把伊万·伊里奇转送到餐室的一张小皮沙发上了。当人们在收拾饭桌把一张张桌子移开时，普谢尔多尼莫夫正往各处去借钱，甚至试图向仆人借，但谁也没有。他又想碰碰运气向阿基姆·彼得罗维奇借，他比别人逗留得久。虽说他是个善良的人，但一听说借钱，他就莫名其妙，甚至惊①旧俄对驽马拉的载客马车的俗称。

吓不已，说了一大堆使人料想不到的废话。

“下一次我一定乐意借钱，”他含糊地说“但是这一次…说实话，得请你原谅我了…”

说完他就抓起帽子急急忙忙走了。只有那个说圆梦书的青年有同情心，还能帮上忙，即使还不到时候。他比别人留的时间长，真正同情普谢尔多尼莫夫的遭遇。最终，普谢尔多尼莫夫和他的母亲及那个青年共同商定不去请大夫，最好去叫辆四轮轿式马车把醉人送回家。而在找到马车之前，暂时试用一些简便方法，例如用凉水敷太阳穴和头部，用冰敷头顶等。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开始做这些事。那个青年飞也似地去找马车，因为是在彼得堡郊外，又是深更半夜时候，连出租马车也没有了，于是他跑到很远的车行去租，把车夫都叫醒来。开始讨价还价，他们说，这种时候租四轮轿式马车就是五卢布也不够，不过还是同意了三卢布。但是，将近四点左右那青年坐着租来的马车回来时，他们早已改变了主意。原来是伊万·伊里奇仍然神智不清，疼痛难忍，呻吟不止，辗转不安，在这种情况下送他回家是绝对不行的，甚至是危险的。“这会是什么结果呢？”已经完全不知所措的普谢尔多尼莫夫说。怎么办呢？新的问题又来了：如果把病人留下来，那么把他安顿到哪儿呢？全家仅有两张双人床：一张大的双人床，是姆列科皮塔耶夫夫妇的，另一张是新买的胡桃木的，是新郎新娘用的，所有其他住户，或者确切点说是女住户，都睡在地板上，横七竖八，多数人睡在羽毛褥子上，那些褥子都有些破烂，散发着一股臭味，也就是说太不像样子，而且刚够那些人用，几乎没有多余的。把病人安顿到哪里去呢？褥子大概还可找到一床——万不得已时可以从中抽出一床来。但是铺在什么地方、摆到什么上面呢？看来，只有铺在客厅里了。因为这间屋子离家人的住地最远，而且有一扇单独的门。可是铺在什么上面呢？难道铺在椅子上吗？大家知道，只有给那些周末回家度假的中学生才把被子铺在椅子上，而对于像伊万·伊里奇这样的人物，这样做是十分不恭敬的。如果第二天他发现自己睡在椅子上，他会说什么呢？

普谢尔多尼莫夫不希望听到那些话。只有一个办法了：把他安排到新娘床上。我们已经说过，这新娘床在紧挨餐室的一个小房间里，床上铺着新购来而未用过的双人褥垫，干净的床单，四只粉红色细棉布枕头，外罩镶褶边薄纱套子；被子是绣花粉红色缎子的；从金环里垂下来薄纱帐子。总之，一切都很完美，差不多都去看过卧室的客人们，都称赞它的陈设。新娘虽然讨厌普谢尔多尼莫夫，但在晚宴时好几次悄悄地跑进新房去看过。当她听说，要把染上类似霍乱的病人放到喜床上时，她感到多么气愤和恼恨！新娘的母亲为女儿抱不平，大骂，说第二天要告诉她丈夫；但是，普谢尔多尼莫夫显示权威坚持要那样做，于是伊万·伊里奇被抬进去了，而把新郎新娘安排到客厅的椅子上。新娘哭哭啼啼，准备去闹，但又不敢不听话：因为她父亲有一根她很熟悉的拐杖，而且她也知道，她父亲明天一定会要求她详细报告的。为了安慰她，他把粉红被子和薄纱枕头给了她。这时，青年坐着马车回来了；当得知不需马车时，他十分惊惶，他必须自己付车费，而他口袋里还从来没有过十戈比。普谢尔多尼莫夫声明他已身无分文。大家试图劝导车夫，但他闹起来，甚至敲打栅栏门。我不甚了解这是如何了结的，好像是那青年像囚犯似地坐着那马车上佩斯基圣诞四街去，那里有一个学生在熟人处留宿，试着把他叫醒，问他是否有钱？当新郎新娘在客厅里安置停当、闩上房门时，已是凌晨四点多钟了。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在病床旁守护一整夜。她睡在地毯上，用皮袄蒙着头，但也不能入睡，因为她不时要爬起来：伊万·伊里奇的肠胃十分糟。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是位刚毅、宽厚的女性，她给他脱衣、摘帽，像对待亲生儿子那样服侍他，整晚不断地把便盆通过走廊送出去拿进来。然而，这一夜的灾难还远远没有终结。

新郎新娘被安置在客厅里不过十分钟，那里忽然传来撕心裂肺的叫声，不是高兴的喊叫，而是极为令人不安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