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没有罪戾么？有的，现在正有许多正人君和革命文学家，用明枪暗箭，在办我革命及不革命之罪，将

以上是我尚在北京，就是成仿吾所谓“蒙在鼓里”小资产阶级时候的事。但还是因为行文不慎，饭碗敲破了，并且非走不可了，所以不待“无烟火药”来轰，便辗转跑到了“革命策源地”住了两月，我就骇然，原来往日所闻，全是谣言，这地方，却正是军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国土。于是接着是清党，详细的事实，报章上是不大见的，只有些风闻。我正有些神经过，于是觉得正像是“聚而歼旃”〔６〕，很不免哀痛。虽然明知这是“浅薄的人主义”〔７〕，不时髦已经有两三年了，但因为小资产阶级未除，于心总是戚戚。那时我就想到我恐怕也是安排筵宴的一个人，就在答有恒先生的信中，表白了几句。

关系的时候，他们往往也就和上等人老差不多了，然而这是在这样的社会组织之下，势所必至的事。对于他们，攻击的人又正多，我何必再来助人下石呢，所以我所揭发的黑暗是只有一方面的，本意实在并不在欺蒙阅读的青年。

但立意怎样，于事实是无的。我疑心吃苦的人们中，或不免有看了我的文章，受了刺戟，于是而革命的青年，所以实在很苦痛。但这也因为我天生的不是革命家的缘故，倘是革命，看这一牺牲，是不算一回事的。第一是自己活着，能永远指导，因为没有指导，革命便不成功了。你看革命文学家，就都在上海租界左近，一有风草动，就有洋鬼造成的铁丝网，将反革命文学的华界隔离，于是从那里面掷无烟火药——约十万两——来，轰然一声，一切有闲阶级便都“奥伏赫变”了。

先前的我的言论，的确失败了，这还是因为我料事之不明。那原因，大约就在多年“坐在玻璃窗下，醉朦胧看人生”的缘故。然而那么风云变幻的事，恐怕也界上是不多有的，我没有料到，未曾描写，可见我还不很有“毒笔”但是，那时的情形，却连在十字街，在民间，在官间，前看五十年的超时代的革命文学家也似乎没有看到，所以毫不先行“理论斗争”否则，该可以救许多人的罢。我在这里引革命文学家来，并非要在事后讥笑他们的愚昧，不过是说，我的看不到后来的变幻，乃是我还欠刻毒，因此便发生错误，并非我和什么人协商，或自己要什么，立意来欺人。

但我已经没有去年那么沉重。近大半年来，征之舆论，之经验，知革命与否，还在其人，不在文章的。你说我毒害了你了，但这里的批评家，却明明说我的文字是“非革命”的。假使文学足以移人，则他们看了我的文章，应该不想革命文学了，现在他们已经看了我的文章，断定是“非革命”而仍不灰心，要革命文学者，可见文字于人，实在没有什么影响，——只可惜是同时打破了革命文学的牌坊。不过先生和我素昧平生，想来决不至于诬栽我，所以我再从别一面来想一想。第一，我以为你胆太大了，别的革命文学家，因为我描写黑暗，便吓得，以为没有路了，所以他们一定要讲最后的胜利，付多少钱终得多少利，像人寿保险公司一般。而你并不计较这些，偏要向黑暗攻，这是吃苦的原因之一。既然太大胆，那么，第二，就是太认真。革命是也有的。你的遗产被革去了，但也有将遗产革来的，但也有连命都革去的，也有只革到薪，革到稿费，而倒捐了革命家的衔的。这些英雄，自然是认真的，但若较原先更有损了，则我以为其病就在“太”第三，是你还以为前途太光明，所以一碰钉，便大失望，如果先前不期必胜，则即使失败，苦痛恐怕会小得多罢。

那些革命文学家，大抵是今年发生的，有一大串。虽然还在互相标榜，或互相排斥，我也分不清是“革命已经成功”的文学家呢，还是“革命尚未成功”的文学家。不过似乎说是因为有了我的一本《呐喊》或《野草》，或我们印了《语丝》，所以革命还未成功，或青年懒于革命了。这吻却大家大略一致的。这是今年革命文学界的舆论。对于这些舆论，我虽然又好气又好笑，但也颇有些兴。因为虽然得了延误革命的罪状，而一面却免去诱杀青年的内疚了。那么，一切死者，伤者，吃苦者，都和我无关。先前真是擅负责任。我先前是立意要不讲演，不教书，不发议论，使我的名字从社会上死去，算是我的赎罪的，今年倒心里轻松了，又有些想活动。不料得了你的信，却又使我的心沉重起来。